艾芜南行记少数民族文学

绪论
一直以来，学术界中不乏对艾芜南行记系列与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各项研究，但鲜少有研究者将目光投注于它们之间的联系。本文将回顾梳理当下艾芜南行记系列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概况，并进一步探索这两部分研究领域交集的空白，从而得出新的研究成果。
一、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现状
少数民族文学在我国的文学领域中占据相当地位，古有《敕勒歌》、《格萨尔王传》、《江格尔》，而现当代也有一批优秀少数民族作家如玛拉沁夫、张承志、阿来、霍达等，他们创作了大量以少数民族生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极大的力量。对于目前已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从大方向来说主要体现在譬如外来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消解问题——“外来文化在冲击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 遭到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排斥和拒绝, 各少数民族的‘觉醒者’在向‘中心’挺进的过程中同样遭遇到了种种不同的阻碍和挫折”[1]；少数民族作家在新时期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问题——“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建构也不例外,文艺政策的指导与扶植、组织培养、文学评论和批评的规范、文学期刊和出版的示范与引导以及作家个体的主动回应等等因素的共同运作,才使得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建构成为可能”[2]；对少数民族文化消逝的不安感和寻根问题——“这种危机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汉族文化和文学的话语压力，现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挑战，全球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威胁”[3];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特色，如《族性书写中的民族文化素与身份隐喻》、《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的超越——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主题意向辨析》、《论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民族特色》等为例。此外，对少数民族文学中人称叙述问题以及仪式、生活意象等具体问题的探究也极大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解读。
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时，不难发现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有这样一群作者，他们的身上虽然并没有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但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探究着异族的生活景象，努力用最诚挚的内心去感受异族文化的实质，并竭尽一己之力向他族传递着异族生活、文化的价值与宝藏。提起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究界多将目光投向新中国解放以后以王蒙、马丽华、马原、红柯、迟子建等作家。事实上，汉族作家进行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书写，并不是现代作家才有的尝试。上世纪40年代开始，汉族作家群中就已经陆续出现了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创作，譬如郭沫若《孔雀胆》等。但研究界普遍对于早期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创作关注度不足，艾芜便是其中一位。
二、艾芜南行记系列研究现状
自艾芜的南行记系列中的第一部《南行记》问世以来， 因其作品的关注点颇为新颖，初登文坛便受到了广泛关注，更激发了许多学者的研究热情。南行记系列的研究相比于其他作家的作品研究而言无疑是特殊的，因为南行记系列的创作过程横跨了约六十年。由于这六十年间又恰恰是中国整个社会大环境处于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时代，因而在创作过程中，不仅作家的创作内容、风格、情感有了变化，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拓宽，一路跟随作家的创作路径深掘，从而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南行记系列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艾芜在南行记系列中反映了许多有关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残酷、控诉帝国主义官僚封建恶行、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人民生活、劳动人民光荣的劳动事迹以及历经文革风波的人事物等内容。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对南行记系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艾芜创作倾向的探讨和对艾芜阶级意识的分析，文学意味稍显不足， 如周立波《读南行记》、陈翔鹤《谈艾芜短篇小说集》等。二是对艾芜创作南行记系列手法的争论，大多集中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有学者认为艾芜亲身深入祖国西南边陲，足迹甚至遍及缅甸等南洋国家，以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为原型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与典型情节，这无疑是受到了现实主义严谨创作精神的影响。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艾芜在南行记系列作品中对异域的迤逦风光与独特人情进行了抒情性的大篇幅描写，浪漫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除此之外，因为作者早年独特的流浪经历，使南行记系列作品呈现出了神秘、传奇的氛围，由此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这种争鸣局面下的研究成果如冯牧《艾芜创作路程上的新跃进》、汪秀荣《左联双璧》以及《试论艾芜<南行记>的现实主义特征》、《论艾芜<南行记>的浪漫主义色彩》等近现代研究论文使南行记系列的研究较之初期有了更多新意。三是创造性地提取了南行记系列中的漂泊意识与流浪汉形象，“艾芜的流浪汉小说是作者心灵的外化物,不仅是在书写人生的漂泊,更是在书写漂泊的人生,他从饱经沧桑的人生苦痛中体验着生命的价值,并由此生发到抽象的生之思考,形成了‘漂泊意识’”[4]。并运用新批评方法作比较文学研究，将南行记系列与西方流浪汉小说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提炼出南行记系列作为中国成熟的流浪汉小说而拥有的更深刻的文学价值，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四是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着重对南行记系列进行风俗人情等方面的研究，如《试论艾芜小说中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描写》、《试析艾芜<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等，这类研究凸显了边陲之地与内陆完全不同的文化风情，一定程度上从文学的角度淡化了少数民族之于内陆的陌生感。五是集中于南行记系列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归类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物的归纳分析，一方面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另一方面拓宽了南行记系列相关文学研究的广度，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此类研究成果有如《<南行记>游民文化研究》、《谈<南行记续篇>中妇女形象的艺术特色和意义》等。六是从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为出发点考察分析南行记系列，研究其艺术特色、布局结构、语言风格、主题内容等，如《论艾芜<南行记>中的语言变异》、《论<南行记>的创作特色》、《论<南行记>的审美特征》、《多声部的奏鸣曲——论<南行记>的三重主题》等。七是采取一种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南行记系列进行文化价值层面的深度挖掘，以期能为后来读者提供更多的启发，如《极度体验与艾芜的<南行记>》、《从他乡到故乡:艾芜的精神之旅》、《异域体验与文化想象》等。
三、探索艾芜南行记系列与少数民族文学交集领域的研究空白
可以说，艾芜的南行记系列研究进行到现在，已经较为全面地解读和剖析了作品。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尽管艾芜的南行记系列中始终充盈着浓郁的边地风情与少数民族韵味，但鲜少有研究者将南行记系列与少数民族文学直接联系起来，更无须说对其系列中对少数民族叙述演变的思考。大多数研究者在提及南行记系列中的少数民族问题时，只是将其作为文本创作的一种锦上添花，并未进行深入考察。究其原因，一是历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过于局限，将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甚至是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前提。而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后，这种定义标准显然将许多创作了优秀汉文作品的少数民族作家与优秀少数民族作品的汉族作家排除在外，这样的限制显然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因此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认识便有了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学研究界才逐渐将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范围扩大，普遍认可只要内容为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即可被定义为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以来，艾芜的南行记几乎从未以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是作为一部普通的汉族小说进行解读。因此笔者在本文将大胆地将艾芜的南行记系列归入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并把南行记系列作为汉族小说中少数民族叙事的典型代表进行研究，弥补此前南行记系列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交集的空白。二是艾芜创作南行记系列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自己南行时的经历，一定的自传性质使漂泊、流浪成为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因此进行艾芜南行记系列的作品属性研究时，便自然地将其归结为流浪汉小说，从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
综上，可以看到不论是从艾芜的南行记系列研究为立足点，抑或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角度，艾芜南行记系列的少数民族叙事研究几乎未曾涉猎。诚然，文学研究界早有对少数民族文学叙述演变的的研究，但是一般都以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像艾芜这样一位跨越不同时期始终坚持进行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作家是十分特别的，在研究汉族小说中少数民族叙述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极具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将着重以此为出发点，以小见大，结合南行记系列作为具体考察中心浅论汉族小说中少数民族叙述的历史演变。
随着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少数民族神秘的文化传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作家选择少数民族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艾芜受到蔡元培先生“劳工神圣”的思想影响后一路南行来到了西南边陲，“以‘互助精神‘为基础、过’半工半读‘的生活, 通过这种理想的实现寻求‘社会改造’的道路”[5]，并前后创作了《南行记》（上世纪30年代）、《南行记续篇》（上世纪60年代）、《南行记新篇》（上世纪80年代）。在研究艾芜南行记系列的叙述演变时，可以发现由于同时期汉族作家进行少数民族叙事的大致趋同性，因此可以将南行记系列作为典型发展脉络研究。
1925年，艾芜从成都第一师范学校退学后，一路饱受饥饿与磨难光着脚板从四川走到了云南。途中，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群为伴，有镖局的武士、流浪汉等等，甚至还曾与一个搔着疥疮的失业者同居一屋，这些特别的体验都为艾芜创作《南行记》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进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许多汉族作家或者是出于热血的激情驱动，或者是出于寻根精神感召下自觉的文化追寻，又或者是对边境地区自由旷达民风的向往……种种原因之下带着一种主观的自觉性来到少数民族居住地，带着崇敬、敬畏、诚恳的这样一种心情，生活、交谈、学习乃至创作。甚至当许多作家进入创作疲乏期后，少数民族题材成为了其激发创作灵感进行尝试的首选。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虽然仍不乏有许多优秀作品产生，但是从某种层面上可以说，这是一种猎奇式的观照。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悉心的观察都难免使作家的创作与少数民族的真正文化内涵出现隔阂。这也是汉族作家最初触及少数民族题材时难以避免的创作误区。
马原，这位大众熟知的先锋派作家，在西藏生活了数年并创作了《冈底斯的诱惑》等代表作。他对于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文化隔阂有着清醒的认知，在《冈底斯的诱惑》中他这样写道：“我在藏多半辈子了，我就不是这里的人；虽然我会讲藏语，能和藏胞一样喝酥油茶、抓糌粑、喝青稞酒，虽然我的肤色晒得和他们一样黑红，我仍然不是这里的人。我这么说不是我不爱这里和这里的藏胞，我爱他们，我到死也不会离开他们，不会离开这里。我说我不是；我也不止一次和朋友们一起朝拜；一起供奉；我没有磕过长头，如果需要磕我同样会磕。我说我不是，因为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去理解生活。那些对我来说是一种形式，我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他们在其中理解和体会到的我只能猜测，只能用理性和该死的逻辑法则去推断，我们和他们——这里的人们——最大限度地接近也不过如此”[6]。虽然这段话是借由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但无疑真实表达了马原内心对于理解他族文明内质的看法。汉文明的优越使得不少作者天然带着文明优于野蛮的居高临下姿态，这种对异族文明一探新奇的观摩式目光在汉族作家进行少数民族叙述的初期是十分普遍的，甚至在对少数民族进行叙述的手法演变得较为成熟的今天，也难以完全消除。
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民族作家汲取的是那种自远古而来的文化上的血脉相连，是无论如何深入考察、潜心研究也得不到的情感和默契。每一棵草木，每一寸山岭，每一条溪河，他们与那一块土地上的一切有着无需言说的亲密。从一出生就浸润在那样一种亲切的、天然的、熟悉的环境中，故乡孕育并给予他们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潜意识，是一种故乡独独赐予他们的优越。虽然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在传承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濡染，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感受到的——自远古而来世代相传的民族气质与价值观。他们保留至今更多的甚至不是文化上的记忆（某些少数民族作家从小便接受了汉族文化的熏陶，譬如蒙古族作家李凖先生），而是血缘上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