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悲喜交加（以范进中举孔乙己为例）

【摘要】现实的人生是悲喜交错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悲与喜作为审美情感主要形态，在艺术作品中总是彼此渗透、互补共生，成为悲剧与喜剧交融的重要表现形态。在《范进中举》、《孔乙己》中散发着各式各样的笑，有嘲讽的、戏谑的、幽默的、欢乐的，但是作为基调的笑声，却是浸透着泪水的，因此全是含泪的笑，是发人深省的笑。在轻松的幽默的笑声中蕴含着严肃的社会真理，熔悲喜剧于一炉，使之成为了“含泪的喜剧”。
【关键词】悲喜交加、性格、环境、语言
《范进中举》是选自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主人公范进是个读书人，他一直生活在穷困之中，又不停的参加科举考试，考了二十多次，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了个秀才。范进是几十年的梦想突然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癫失态。当然范进并不是天生怀有变态心理，而恰恰是功名富贵把他引诱到科举道路上，弄得终日被功名利禄迷得神魂颠倒，将全部生活都押在了科举考试这座“独木桥”上！《孔乙己》是我国现代文坛巨匠鲁迅的短篇小说，用极为简练的笔墨，塑造了一个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黑暗的社会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每到店里“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笑声”，无论是他的装束、与人说话、教人写字，还是他与孩子们分茴香豆，在他身上一直笼罩着喜剧因素，令人发笑。但是孔乙己却是一个企图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寄托在人们的谅解和怜悯中的失意者，最终在贫穷、侮辱和嘲笑中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过程。所以，不管是周围的人对他们的嘲笑也罢，读者对他们的嗤笑也罢，笑罢之后，便会使人产生一种催人泪下的沉痛感。范进和孔乙己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典型形象，他们的遭遇了封建时代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悲哀命运，从他们的人生遭遇、个人追求以及周围人对他们的态度等方面，都能体现出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毒害。《孔乙己》是一篇充满笑声的悲剧，在主人公的身上具有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两重性。
一、举人的疯癫与童生的窘迫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书简》中说: “审美范畴往往是成双对立而又可以棍合或互转的。例如与美对立的有丑，丑虽不是美，却仍是一个审美范畴。……美与丑之外，对立而可混合或互转的还有崇高与秀美以及悲剧性与喜剧性两对审美范畴。既然叫做审美范畴，也就要隶属于美与丑这两个总的范畴之下[1]”。这样的的对立范畴，可以表现在同一人物的性格中，既有悲剧性格因素，又有喜剧性格因素，这两种因素在同一性格内部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形成一种非常生动的性格双重组合形态。悲喜双方共处于一个整体中，就悲喜双方而言是彼此具备着同一性，而就整体而言是事物具有二重性。把一个具有双重性性格的人物，写作成喜剧与悲剧的结合，在这种相结合的作品中，主人公主要性格特征，本身就是悲剧同喜剧的矛盾统一体。换言之，主人公性格本身同时包含着可笑和可悲两种成分。
范进是吴敬梓着力塑造的喜剧性人物，却有着悲剧性的人生轨迹。他一生醉心功名，从二十岁应考，考过二十余次，中举这年已经五十四岁了。范进在穷愁潦倒的境遇里生活几十年后，一时难以接受自己真的高中举人这个事实，痰阻心窍以至于先出疯癫的丑态：他把捷报“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紧咬，不省人事。”被救醒后，“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人们看到这种疯癫失态之举，情不自禁地会发出笑声。但是，笑后深思又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滚烫的泪水。这是一幅多么可笑而可悲的景象啊！在这逼真如画的疯癫背后，展示了范进复杂的内心活动，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范进家境贫寒，甚至有时候窘困到绝粮断炊的程度。对此，小说有一处细节描写：“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到集上去卖吧，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而且由于家境贫困，范进一直没有娶妻，直到年过中年才娶了一个屠户家的“长到三十多岁”却还没嫁出去的老姑娘。在这样的处境中，免不了遭人白眼，被人奚落，受人侮辱，而自己又无力抗争。他中了秀才后，丈人前来，名义上是来道贺，实际上却是教训。对此，他只能是“唯唯连声”，“岳父见教的是”。范进醉心功名，科举至上的价值观念牵动着他的每一条神经。科场的失意，使他内心长期处在一种极度紧张、压抑、失落的状态。他每一次赴试都充满希望，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使他失望而归。他虽然热切地盼望高中，但是实际又不相信自己真的能够考中。越是没有考中越是要考，而越考越没有信心，这是一种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心态。邻居们告诉他中了科举的消息时，他认为像平日一样是奚落，因此说：“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当回到家里看到报贴，才知道自己真的高中了。这一喜讯对范进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他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从此到手了，屈辱、卑贱的生活从此就要告结。于是他早已麻木、脆弱的神经经受不起这突然的冲击，失去平衡，口里喊着：“好了！我中了！”大笑不止发疯了。
孔乙己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唯有读书高”，这本身也是悲喜剧两种因素的矛盾统一体。孔乙己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老童生，也就是作品里说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3]”的读书人。他干出偷窃的勾当，却说“窃书是读书人的事，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这就是孔乙己的主要性格特征“唯有读书高”所具有的喜剧性。同时，孔乙己的“唯有读书高”思想，使得他把全副精神贯注在科举上，使得他“制艺而外，百不经意”，对科举以外的一切事情麻木不仁，他的心已经死了。这是孔乙己的主要性格特征“唯有读书高”所具有的悲剧性。鲁迅将孔乙己的几个生活片断连缀起来，层次分明地展示出他那可笑而有可悲的性格，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社会人的罪恶。咸亨酒店的主顾是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倚靠在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的是做工的短衣帮，而“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的是有钱的长衫客。店里的伙计要懂得伺候穿长衫的主顾，而对穿短衣的主顾要学会卖酒羼水。酒店的掌柜总是一副凶神面孔，主顾们也没有好声气，“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小说以引人之笔，将孔乙己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在咸亨酒店的环境里显得十分特殊。“站着喝酒”，可见他已没有能力挤进长客衫的队伍，而是和短衣帮一样处于被社会压迫的底层。可是孔乙己仍然穿着破旧的长衫，他既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也看不起下层人民。这种下层地位和上层思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孔乙己迂腐可笑的性格特征。他面带伤痕，穿着又脏有破的长衫的可笑形状；“之乎者也”，酸气十足的可笑语言；半通不通，含有嘲讽的可笑绰号；然后便将他放在人们取笑当中，通过他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他的思想性格。孔乙己迫于生，偷窃挨打，这本来是很可悲。周围的人们不仅没有同情他，反而以此来取笑他。
二、趋炎附势与麻木不仁的人文环境
一篇伟大作品其价值并不只是简单地叙述某一两个主要事件或刻画某一两个主要人物，而是通过作品表现某一类人，反映某一个时代。虽然在作品里配角不能够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但是他们构成了主要人物生活的特殊人文环境，从而展现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在范进和孔乙己的周围便生活着一群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地位和性格上不乏相似之处，由于两部作品创作的时间跨越了一个多世纪，因此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人文环境。
范进周围的人们一个个都是趋炎附势。他的岳父胡屠户、母亲、妻子以及左邻右舍，这些人无法跻身考场，也没有能力考取秀才、举人。然而他们对于高中科举十分仰慕，他们的态度对范进的影响很大。其中胡屠户被刻画得最为生动， 主要是他对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转变。当范进考中秀才的时候，胡屠户对范进的态度稍稍变得和善，带着一副猪大肠和一瓶酒前来祝贺。并叮嘱范进要在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面前“立起个体统来。”因为秀才顶多是个教家馆子的，每年挣几两银子供家人糊口而已，所以胡屠户忍不住地叱骂范进是“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尖嘴猴腮”、“不三不四”。当范进真中了举人时，胡屠户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次他提着七八斤肉，带着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他认定范进就是天上的“文曲星”，称之为“贤婿老爷”，连声吹捧他的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的老爷们都没有他女婿这样的‘体面的相貌’。女婿在前面走，他一路几十回为女婿整理后襟。”胡屠户只是社会上成千上万市侩中的一个，他们不只庸俗、势利，而且已经形成一股庞大的世俗的队伍，促使范进醉心于科举，执意考取举人。还有一个小人物乡绅张静斋也为世俗队伍添柴火，当范进饥寒交迫、穷困潦倒时，他并不认识这个同乡，可当范进一举成名时，他便迅速地寻上门来认“亲切的世弟兄”，说范进的房师高要县汤公是他祖父的门生，因此他们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并且殷勤地送来五十两银子和一套三进三间的宅院。小说用极具夸张的笔墨勾勒了张乡绅丑陋的嘴脸，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场中权钱至上的现象。还有范进的邻居们，当报喜人到来之后，也都出面帮忙，“有的‘飞奔到集上’去寻范进，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热情地帮助范进家款待报子们。当范进经胡屠户打得晕倒在地后，“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着实忙了一阵子。而后还有一位邻居把范进跑丢了的一只鞋寻来了，“替他穿上”。看到此场景不免让人心生疑惑：有这么一群热心肠的邻居，在范进中举前，为什么他们家揭不开锅，而没有人出手相助呢？由此可见，邻居对待范进态度的变化，反映着高中科举这件事在下层人民心目中的重要性。在范进生活的那个时代，读书人只有考取功名利禄，才能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尊敬。范进的母亲和妻子刚开始并不清楚中举的好处，当“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时，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当得知范进发癫的时候，其母亲哭道：“中了一个什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非但不理解高中科举之事，甚至还埋怨起来。直到后来，她慢慢明白那么多的田产、店房、奴仆、金银绸缎都是属于自己的时候，竟突然哈哈大笑死去。 小说不仅描写了一些热闹的场面，讽刺一批可笑的人物，也在向我们揭示：科举制度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淳朴的关系，使人们变得冷酷无情、趋炎附势，同时又是广大人民的麻木不仁的状态反过来维护封建科举制度的发展。
鲁迅在《孔乙己》中描绘了格局特殊的鲁镇咸亨酒店，那曲尺形的大柜台和对着柜台的门槛便是主人公出没的背景。通过众多的短衣帮、掌柜、小伙计、孩子们以及丁举人同孔乙己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一片纷繁生动的人文环境。孔乙己的人生遭遇本来是可怜的，其生活境况也应该是很值得人们怜悯的，但是小说似乎不准备让孔乙己进入同情者的行列，反而写道，“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人专门挑衅他说：“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有意刺激孔乙己，使他涨得脸发红，绽出额上条条青筋，不断去反驳大家的言论。于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哂笑、鄙视他的偷窃行为，但最让孔乙己难堪的是人们问他：“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进学中举是读书人一辈子割舍不下的情结，终于没有进学正是孔乙己的最大痛苦。所以，每当提起这个问题，他便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每当在这样的情况下，“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站着喝酒的短衣帮眼中，孔乙己无异于一道下酒菜，孔乙己精神上的痛苦、心灵上的创伤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只是要用戳别人的伤疤来找到他们生活中少有的乐趣，并以欺压弱小者来维持心中那份短暂的平衡。甚至在孔乙己被打折了腿连死活也不知道的时候，也不曾引起短衣帮、掌柜的一丝一毫的激动与不安。当孔乙己用双手最后一次“走”到咸亨酒店的门槛前时，掌柜的第一句话便是说：“你还欠十九个钱呢？”，而酒店的主顾们对待孔乙己的依旧是嘲笑与挖苦。孔乙己就在这样的笑声中消失了，没有引起人们一丝注意和哀伤。咸亨酒店的掌柜照样沉浸在生意账簿当中，只有在年关收账时才会想起孔乙己，唠叨一句：“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以及在第二年端午时提及：“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掌柜讨钱的一句话使孔乙己已的命运添上几分悲惨的色彩。孔乙己那份曾经给别人带来一次次“笑声”的多少有些鲜活气息的生命却远不如“十九文钱”留给看客们的印象更深刻。
尽管范进和孔乙己所在的人文环境同是这样的冷酷、不自醒，但是我们从这表面的相似中却依稀可以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孔乙己为自己比那些做工的多读书多识字而骄傲，为了表示自己与他们的不同而开口之乎者也，并且死活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的长衫。其实，孔乙己是最没有生活知识、最没有谋生本领的人，他恃以自傲的，正是那些凭双手做工糊口的人所轻蔑的。他周围的人们嘲笑他一心考秀才却终于半个也没捞到；嘲笑他说话教人听不懂；更轻蔑他没有谋生的本领却“好喝懒做”的坏脾气，以及“总仍旧是偷”的坏行为，连小伙计也并不钦佩他的知识，不耐烦听他讲“茴”字的四样写法。这种轻蔑与嘲笑应该说并不是只针对孔乙己一个人的，而是科举制度土崩瓦解时期人们对这一类读书人的共同态度。即便是有钱有势的丁举人，短衣帮说一句“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也清楚地表现出了人们对于因科举而爬上统治者宝座的人畏惧而又冷漠的心态。与范进生活的时代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对于读书人、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变化：从艳羡到轻蔑，从吹捧到嘲笑，这正可以折射出封建科举制度从兴盛走向彻底衰亡的历史变化进程；我们还可以体察到人们对于统治阶层由崇拜、奉迎到畏惧、冷漠的转变，从而审视封建主义统治趋于崩溃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