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群体身份变迁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在根本上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由生产力所左右的生产关系伴随着对资本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区别。由于这种区分，就产生了经济利益上相互对立的、具有明确边界的群体。这些群体经过长期的对立逐渐发展出具有冲突性和区分性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阶级。
从主观上讲，一个阶级在形成过程中，首先要形成阶级意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把阶级区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两类，并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定为有无为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而组织和行动起来的整体自觉意识。所谓“自在阶级”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大量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和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社会学上也有学者称之为“客观阶级”，即他们的产生与发展是由客观存在的生产实践所决定的。而“自为阶级”则是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通过主观的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的认识，确立自己作为阶级之一员的角色感，即阶级意识，尔后才可能产生阶级意识驱动下的阶级行动，从而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根据以上逻辑，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过程，在转化过程中阶级意识随之产生并影响着阶级的行为。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无产阶级运动是一个为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由绝大多数人参加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虽然马克思没有从理论上论述工人阶级如何从经济的生产者转变为政治的行动者，只是认为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并做出革命性的预测：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历史主体。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处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集中爆发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尖锐的对立，当时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都从侧面证明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正确性。
关于阶级的形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中进一步指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只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地域上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者组织称阶级——迫使他们（资产阶级——笔者注）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阶级的形成不但需要“利益上的同一性”，还必须要有“生活方式”的一致和对阶级利益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组织，并为了彼此共同利益进行抗争。因此阶级的政治组织行为有赖于“阶级意识”的形成。无产者个体或者某几个工人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但这种行为为工人阶级形成打下了基础。当个别无产者和工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在同资本家展开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走向联合，最终形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工人们彼此拥有共同的目的并转化为政治需要，在此情况下无产者便形成了统一的工人阶级。
在研究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中，很多学者一直把着眼点放在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把阶级意识当作一种静态的结构或范畴，从而忽视了阶级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忽视了人类群体的思想文化传统意识，忽视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的反作用。
关于如何使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如何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问题，列宁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在当代政治斗争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培养中，采用灌输的方式来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群众长期受到压迫和剥削，没有充分的时间和可靠的经济保障来从事研究，难以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本质和规律。科学理论只能由工人阶级先锋队中那些文化和政治素质较高的人，在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创造出来，并把它“从外面灌输进去”，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以此形成正确的阶级意识。所谓“从外面灌输”，主要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指向工人们灌输他们原来并不了解和掌握的先进意识，这种意识有助于他们获得阶级认同感，并且为了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二是指引导工人从政治角度去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性质，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列宁的灌输理论，针对工人阶级所灌输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列宁指出：“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加强。” 上述论述阐明了灌输教育对于工人阶级形成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灌输理论的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是针对工人阶级思想教育的根本原则，并非具体的方法。列宁在这里使用“灌输”一词形象地说明无产阶级执政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原则和态度。至于灌输的方法，主要是要强调科学性和针对性，反对教条主义的生灌硬输。
除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论述以外，众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阶级意识尤其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深刻剖析了阶级意识产生的根源。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并不是个别阶级成员来自经验的心理意识，而是整个阶级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生产过程中特殊地位的认识。他表示“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 作为个体的人，卢卡奇认为“对于个体来讲，物化和决定论（决定论就是认为事物必然是互相联系的思想）都是不可消除的。” 而阶级意识是一种总体性意识。“真正实践的阶级意识的力量和优势恰恰在于它能把隐藏在经济过程的相分离的征兆后面的自身的统一性看作是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 以上表述可以看出，阶级意识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以社会历史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为基础的，理性的反应。而阶级意识不是集团中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思想能够左右，而是由这个集团的共同利益所决定。卢卡奇眼中的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有能力从社会的核心出发来观察整个社会，并能够从现实中采取切实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理论和实践是相吻合的，它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它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能够揭示社会的本质，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发展到具备成熟的自我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能够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掌握自身命运，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作用并不是无限度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在变为实践时，只能用历史的辩证法迫使人们要做出抉择的事情注入人生命，但绝不能在实践中不顾历史的进程，把只不过是自己的愿望和认识强加给历史。” 即无产阶级只有形成了实践的、而非乌托邦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才具备有效性。
2、 历史文化进程视角的工人阶级理论
最早提出从文化、历史视角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是英国学者汤普森，他认为阶级和阶级意识不能分离，不能认为它们是两个分开的实体，也不能认为阶级意识是在阶级出现之后产生的，必须把确定的经验和在观念上处理这种经验看成是同一的过程。他创造性的提出了“阶级经历”这一概念，他在序言中指出“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意识是把经济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 汤普森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结构主义的桎梏，强化了文化与社会制度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所谓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为阶级意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重新界定了阶级的概念，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阶级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二是从工人阶级的经历中分析工人形成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当一批人由于有共同的经历（继承或分享的）感受到或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时常对立）时，阶级就出现了。” 其三，从历史关系、文化传统中理解阶级意识、工人阶级的形成，强调文化与制度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汤普森通过把阶级经历、共同阶级行动纳入分析框架，同时考虑历史和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水平等对阶级形成构成影响的因素，大大丰富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模式，但是汤普森的主要理论仍然认为阶级意识的产生于生产关系之中。
汤普森的理论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很多学者的争议和讨论。其中霍布斯鲍姆提出了质疑。他反对汤普森将工人阶级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同时反对汤普森将工人阶级形成的时期定为1832年宪章运动。他认为在当时工人内部远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而是有着等级区别，彼此之间存在分歧，当时由于封建势力还较为强大，主导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资产阶级和有产手工业者。虽然19世纪20、30年代，工人已经被汤普森等人称作“工人阶级”，但是那时候的工人并没有形成以阶级利益为依据的团结的统一的社会群体。对于工人的研究应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从工人群体的物质条件、生活水平、娱乐方式等方面着手，分析他们的内在的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对工人运动史进行研究。根据上述理论，霍布斯鲍姆认为，工人阶级真正形成是在1870年—1914年间。首先，真正给工人阶级生活带来转变的是1870年-1914年间的工业经济发展，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深刻影响着工人的地位和状况。这一时期不论是工人的数量、工人的职业构成、各部门间工人力量的整合还是国家政治进程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形成具备了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其次，这一时期的变化导致了工人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人阶级内部的认同增加，同时同其他阶级的差别逐渐扩大，工人作为一个阶级逐渐形成。再次，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工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政治诉求，体现出共同的阶级意识。霍氏认为，所谓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并进而提出了工人阶级形成及与其他阶级关系的发展历史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工人阶级以独立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出现的工业化早期转型时期、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高度分离时期、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分离相对下降时期。
三、中国工人的身份认同
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近代诞生以来随着了近代、现代、当代，百余年的社会变迁，社会身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认同也随之变化。。学术界对于中国工人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在分析这一群体身份时，基本从外在的社会构建和内在主体的社会心理两个视角来研究。
第一、外在的社会构建视角。即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场、资本和政治的力量相互博弈，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外在力量推动国有企业工人进行分类、类别化，最后实现改制。外在的制度变迁，不仅使得工人的身份不断分化，同时又重新构建了新的工人群体，并逐渐类别化。佟新（《话语权对社会性别的构建》2003，《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2002）认为：既往被制度建构的国有企业“主人”身份，被工人作为在集体维权抗争中动员的文化资源，虽然真实身份不再拥有，但是嵌入在文化意识形态之中的“身份”的符号记忆，仍然是工人们行动时可以汲取的资源，这是一种历史记忆。它一方面呈现了现实中身份的断裂，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身份的延续性，新的身份的形成不可能完全脱离开以前的身份而彻底重构。有学者提出劳工政策和劳工研究的公民权、文化、阶级、后现代四种理论视角，其中关于文化的研究和表述，即通过社会身份认同来建立新的“共同体”。
第二、内在的社会心理视角，即工人群体在面对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在自身地位和身份不断变化的前提下，自我在行对上的变化以及对自身身份的维护。在改革过程中，作为工人群体的大多数——普通工人，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在自身地位受到损害时，行为的目的为了更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 。而巫微涟认为：在国有企业变迁过程中，工人因地位变化而导致形成阶层认同和阶层身份的差异，并以“我们”和“他们”的符号称谓表现，并通过身份强化来解决因为地位变迁而导致的认知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