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病是对多种恶性肿瘤的总称。早在距今约3500多年的殷周时代，古人对肿瘤就有所认识，殷墟甲骨文上就记有“瘤”的病名。该字由“疒”及“留”组成，说明当时对该病就有“留聚不去”的认识。这是现今发现的中医记载肿瘤最早的文献。也就是自从有了文字的起源，就有了关于“瘤”的认识。成书于3200年前的《周礼•灭宫》，已把包括肿瘤在内的肿疡，归于专科疡医治疗。到了2000多年前，我国最早的医籍《内经》，已记载了不少肿瘤类疾病，如“癥瘕”、“积聚”、“噎膈”、“乳岩”等，其中的《素问•玉机真脏篇》有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的记述，所述症状就类似于肺癌的晚期表现。而“癌”字首见于《卫济宝书》（成书于公元1171年,宋•东轩居士所注），其中提出“癌疾初发，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 熟紫赤色，只是不破。宜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脓败毒托里内补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贴 之。五积丸散疏风和气，次服余药。”该书将“癌”作为了痈疽五发之一，即“痈疽五发，一曰癌……”。继而在《仁斋直指附遗方论•卷二十二•癌》（成书于南宋，杨士瀛著）中，记载了关于癌的症状“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带青，由是簇头，各露一舌，毒根深藏，穿孔通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肩或臂，外证令人昏迷。”对于癌症，前人往往结合各种疾病的临床特点进行命名，如“石瘿”、“乳岩”、“肝积”等，多从痰、热、血、毒进行治疗。明•张介斌《景岳全书•积聚》中说“凡积聚之治，如经之所云，亦既尽矣。然欲总其要，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四者而已”，更是简明扼要的指出了中医对于癌症的治疗方法。[1]
一 肺癌的中医认识
古代文献中并无“肺癌”这一专属病名，其对于肺癌的论述散见于“肺积”、“咳嗽”、 “胸痛”、“咯血”、 “肺痿”等疾病中。历代典籍对于肺癌的论述与肺癌的临床表现有相似性，如《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肺脉,……滑甚为息贲上气。” 《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 “肺脉，微急为肺寒热，怠情，咳唾血，引腰背胸”。《黄帝内经•素问•玉机真藏论》:“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真藏见,十月之内死”,所描述症状与肺癌患者出现恶液质、癌性疼痛、肿瘤压迫产生的胸闷气喘等症状表现一致。《难经•五十六难•论五脏积病》曰:“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提出息贲病名,描述其发病部位在胁下,杯状大小,时有恶寒发热,气喘咳嗽,日久不愈,亦与肺癌的临床症状极其相似。[1]
二 肺癌的病因病机
肺癌属于中医中“肺积”、“咯血”、“胸痛”“咳嗽”“息贲”等的范畴。古今中医医家对于其病因病机均有自己的认识。《灵枢•口问》指出“……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人揍理，或复还，或留止，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痒，或为寒热，或为留痹，或为积聚……。”《灵枢•百病始生第六十六》亦指出“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两者从外感邪气方面指出了癌症的病因病机。《难经•二十二难》云“经言脉有是动，有所生病。一脉辄变为二病者，何也?然;经言是动者，气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留而不行者，为气先病也;血雍而不濡者，为血后病也口故先为是动，后所生病也。”从气血壅滞的角度指出了癌症的病因病机。宋•朱丹溪《丹溪心法•痰》提出“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从痰的角度论述了肿瘤的发生。清•沈金鳌《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烛•积聚症瘕痃癖痞源流》“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宣通，为痰，为食，为血，皆得与正相搏，邪既胜，正不得而制之，遂结成形而有块”从邪积胸中，气机痹阻的角度专门深入讨论了肺癌的病因病机，为肺癌的中医诊疗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与方法。[1]
张代钊等[2]分为阴虚毒热、脾肺两虚、痰湿蕴肺、气血瘀滞、肺肾两虚等型。顾振东[3]认为,肺积之症绝非短期形成,必日久气滞血瘀,以气、血、痰交阻而成积。积块内聚日久,肺脾之气大伤,气血津液耗竭,故以气阴两虚为该病之根本。刘亚娴[4]深入研究正虚邪实的发生发展，认为肺癌的发病和许多疾病一样，取决于正气和邪气两大因素，以正气而言，包括先天禀赋和气血阴阳盛衰；就邪而言，具有多因素、综合性特点，形成气滞、痰凝、湿聚、毒踞的胶结，成为肺癌病因病机中的主要方面。吴玉生[5]提出“痰癖致病学说”，认为“肺癌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正气虚损,脏腑功能失调,邪毒侵肺,导致肺气郁滞,津液失于输布,津聚为痰,痰凝气滞,痰癖毒结于肺脏,日久形成积块。在肺癌的的发病机制中,痰癖既是邪毒侵肺、肺腑功能失调的病理产物,又是导致正气内虚、肺脏功能失调的致病因素。”徐振晔[6]提出“肾之精气亏损说”，认为“肺癌的发生发展变化与脏腑功能失调、阴阳失衡、气虚精亏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其中尤以肾之精气亏损更为重要。肺癌发病在肺,不仅耗伤肺阴肺气,而且日久必累及于肾,损耗肾之精气,导致肾之阴阳失调;而肾中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本,肾中阴阳又为全身阴阳之根本,故肾的精气亏虚、阴阳失调,必然会导致其他各脏的阴阳失调,从而加重肺癌的发展。如肾阴不足,精气不能上滋于肺,则致金水两亏;肾气亏损,脾失温煦,摄纳无权,可出现腰酸怕冷、动则气喘等症。可见,肾中精气的充盈与否,对于肺癌的发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建生[7]认为“正气内虚,脏腑阴阳失调是本病的主要基础,而诸如烟毒、工业废气、矿石粉尘等是形成本病的常见诱因。肺为娇脏,易受邪毒侵袭,致使肺气宣降失司。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肾为水脏,为气之根。脾失运化,水谷精微输布失常,聚湿生痰,留于肺脏;或饮食不节,水湿痰浊内聚,痰贮肺络;肺失宣降,痰凝气滞,导致气血瘀阻,毒聚邪留,郁结胸中,渐成肿块。因此肺癌是因虚致实,虚实夹杂,虚以阴虚、气阴两虚多见,实以气滞、血瘀、痰凝、毒聚为主,病位在肺,与脾肾关系密切。肺癌多为本虚标实病。”总的来说，肺癌的发病无外乎正气虚损和邪毒内积两方面，是一种全身属虚、局部属实的疾病，众多医家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趋向于把两者有机结合。
三．肺癌的中医辨证分型与治疗
由于肺癌在中医中总属于本虚标实证，其主要病因病机不外乎痰、血、瘀等病理产物和正气亏虚，所以肺癌的治疗总则是扶正祛邪，标本兼治[8]。由于病人自身先天禀赋、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等的不同差异，往往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因此采用辨证论治是肺癌的重要治疗手段。
由于目前的辨证分型尚未统一，各医家按照自己的临床经验及对疾病的理解来进行辨证治疗。如沈丕安[9]以活血化瘀法为主,治疗肺癌62例,常用药物为三棱、获术、王不留行子、桃仁、丹参、海藻等，显效4例，有效34例，无效24例，总有效率为61.3%。陈锐深[10]将肺癌辨证为肺郁痰结、肺虚痰热、痰毒瘀滞、气阴两虚四种类型，常用药物有鱼腥草、仙鹤草、猫爪草、天门冬、生半夏、蚤休、浙贝母、山海螺，共治疗肺癌95例，其中显效6例，有效52例，无效22例，总有效率达58%。刘嘉湘[11]辨证选药用滋阴(南沙参、北沙参、天冬、麦冬、玄参、百合、生地、鳖甲)、益气(人参、黄芪、党参、太子参、白术、茯苓等)、温阳(补骨脂、仙灵脾、肉苁蓉、菟丝子、锁阳)等扶正中药,酌情伍用软坚解毒类药(夏枯草、海藻、瓜蒌皮、生南星、生牡蛎、石上柏、石见穿、白花蛇舌草等),治疗晚期肺腺癌,治疗后1、2、3年及5年生存率分别为60.94%、36.77%、31.86%,临床症状和健康状况改善,体重增加。孙玉清等[12]运用中医药治疗中晚期肺癌33例,将33例中晚期肺癌辨证分为阴虚痰热型、痰瘀蕴结型、脾虚痰湿型、气阴两虚型4型,分别以百合固金汤、导痰汤、苓甘五味姜辛汤、生脉散加减治疗。并配合中药癌痛宁散外敷。结果显示:采用中医辨证施治配合中药外敷对改善肺癌患者生活质量和主要症状、控制肿瘤的生长、延长生存期有较好疗效。刘长华[13]对54例晚期肺癌患者服用中药宁肺片(主要药物有牛黄、蟾酥、知母、胆南星、大贝母、半枝莲、山慈菇、栀子、丹皮、鳖甲、人参、白术等)治疗有效率达90.74%,明显优于西药对照组36.96%,其存活时间,中药组2年以上为16.67%,而西药化疗组仅为2.17%。
可以看出，综合治疗将是肺癌治疗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中医治疗在肺癌中的地位也必将逐步提高，不再拘泥于现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对与放疗、化疗等的减毒增效作用。特别是对于失去手术、放疗、化疗机会,尤其是由于多种原因不能耐受放、化疗的晚期肺癌患者,中医药能使多数患者症状改善、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有的甚至还可以使癌灶得到控制或缩小。然而中医药治疗肺癌目前仍存在这诸多的缺点与不足，如辩证分型虽然提高了个体化疗效，但是存在着主观随意性，用药方面存在着不规范，由医师自己掌控等。而且中医文献中少量报道关于肺癌3年、5年等的远期疗效，而这正是中医治疗的优势所在[14]。同时，中医存在着秘方、绝学等倾向，对于肺癌的治疗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无法进行大面积推广。应该尽快成立专家委员会，推出肺癌标准辨证指南，同时加大对肺癌中医科研方面的投入，从而提高中医治疗肺癌的可信度，使中医治疗肺癌获得更高的疗效，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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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锐深,张伦.中医中药治疗肺癌95例临床观察[J].北京中医,1987(1):20-22.
[11] 孙钢.刘嘉湘辨治肺癌的特色[J].中医杂志,2000,41(2):75.
[12] 孙玉清,史清华.中医药治疗中晚期肺癌33例[J].新中医,2005,37(8):34.
[13] 刘长华.中药宁肺片治疗晚期肺癌临床观察[J].天津中医,1997,14(5):208-209.
[14] 田建辉,施志明.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中医药治疗现状分析[J].四川中医,2003,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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