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的历史观

引言

试图在封闭的、不参考任何文献、仅凭自有知识的状态下完成某项写作，不考虑结构脉络、写作手法和表达方式，思绪在哪儿写哪里，想到什么写什么，结果却很破败，语言不优美，表意不清晰，结构很混乱，内容很肤浅。可见相对轻松自由的写法与意识流作品毕竟存在差距，自有知识的贫瘠造成了行为无意义，只能盼望后果不失意义。

写作中如果不明确点出意欲表达的思想，则在文字表述中尽可能使之显见，譬如论语，现代语词翻译之后往往还要加上公认意旨的点明评论；思想隐含的越深，读出的意义版本越多；或许想表达此思想，公知公认的却为彼思想；同情形的另一个极端是文本无思想，解读出让著者汗颜的深邃思想。无论哪一种，对已经形成的文本本身而言都意义欠缺，需要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是作为法律意义上主体的人，即或跳脱法律，评价所受的注重来源和所影响到的也只能是人。文本在形成后即成为过去，人的行为和评价其后也将如此，个体的过去多称之为经历、昨日等等，多数人创造或经历的过去则谓之，历史。

一、关于历史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的历史观，不免需要提起历史唯物主义。如其一般定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可以认为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将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经思想加工后总结出规律用于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虽研究历史，但其实际意义更多是当下的和向后的：在看待历史问题上，承认并尊重之，视社会历史发展为连续不断的过程；在运用历史问题上，联系历史，总结规律，在历史的知识背景下分析现状，预见未来。亦即，相较于“过去的客观真实”，历史毋宁为知识背景和参照工具。笔者所迷惑的是如何如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客观唯物的看待历史的问题，毕竟所能被看待的历史只能是观念中的历史而不可能复原过去时空中的客观真实。若谓之辩证为相信与怀疑交叉并行，信与疑的程度和合理化依据如何判定？

结合认识论。实在论立场上，一个命题是否为真在于现实世界中是否有客观存在物与之一一对应，若单从表面理解，实在论下存在于文献记载或观念中的历史只能是抽象的假命题，除非客观存在物的外延可以向前延伸至已发生的过去，或将历史存在的时空认为与当下平行。这似乎与德里达所描述的悖论有相通之处：时间A生出时间B，A存在于B的记忆中，然而记忆不可靠又缺乏客观的外部标准，记忆中的A并非为A本身，A不复存在亦不可知，只能是B记忆中所构造的A•••逻辑分析和思想颠覆的过程中，上帝死了。换一角度，在反实在论立场上，命题的真假则在于其是否能被检验。如此看来，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够使得历史的真假得以被检验，然而无论记载还是发现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需要人类主观能动地加工；历史被尊重或遭篡改的评价依据在于是否违反“公知事实”，即一种普遍的、共识性的知识。可行的检验标准只能是主观性的，带来的问题是检验标准本身的可靠程度，例如火烧阿房宫事件是否曾真实存在的验证过程。被还原的历史未必为客观真实，客观真实不可再现至少不能全部再现，这与证据学的原理亦有相同之处。如此看来，作为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放诸温和开放的实在论立场下似乎更加妥当。

二、共识性、知识性的历史

历史的轨迹常在意料之中，往往因为读史者多数已对历史宏观的脉络或其中某段有了初步的了解或清晰的认识，总结出类似“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规律，史料中记载的某事件前又往往存在许多被刻意渲染过的前奏。这是既有知识，或曰“前见”的强大作用，于是读史成为知其结果的阅读。生活在历史中的人却很难准确预见到未来和细节，至少是越遥远，越困难，哪怕是智者也仅仅能够根据已掌握的信息推测出一个即将发生的大致，个体所掌握的信息量又委实有限且真假难辨，于是一部分人生活在对明日可以预见而无力扭转，以及对遥远的未来不可确定的无奈中。知道的越多，越不会好受；思虑的越多，寿命越遭折损。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山河表里潼关路，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之类的，听起来确实挺悲哀。

已成为历史的事件和行为只能是知识性的，无论理性、经验抑或怀疑都只能建立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然而这种知识性的历史实际上又不免主观色彩浓厚，真假难辨却无需深究，遵循的是多数认同的原则，与其将其表述为“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对过去的描述”。过去的客观真实不可知也不需知，尽可能接近客观真实的描述无法镜像现实至多是写实临摹，因此对于历史可以选择相信，进而学习借鉴总结之类，尽信、迷信、狂信却不可取。如此一说，对久远的历史真假不辨，对遥远的未来无法确定，“当下”的重要意义反而被凸显：历史知识被工具化和功利化，成为预见眼前和规划长远的诸多信息、知识基础之一，对过去的大致了解是向上攀爬的垫脚石和驱动力，对未来的不确定让艰难的行动充满希望，现实在与历史和未来的交互中成为个体最需要也最重要的部分，既是存在基础也是着力点。

“正史”在历代官方文献记载之外，还有学者著述和考古发现作为旁证，因此教科书谨慎的描述虽不能包罗万象，却足以给读者基本的轨迹和某些重大事件接近真相的知识，百科能告诉读者更多，受众却不及前者——前者是基础甚至必备的知识，后者则受兴趣、专业和知识容量等因素限制。“野史”或许是一种艺术化的历史，比正史更加关注细节，描述却向左甚至相反，口口相传而形成的故事体系的真实程度难以考证，却至少能够表达出当时人的某种希望，例如乾隆皇帝的汉人身份，又如被屋大维暗杀的并非凯撒里昂本人。

三、历史的轨迹与细节

历史可知而可信，因此成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历史不可皆知亦不可尽信，从这个角度看不偏离基本轨迹的再现即无以指摘。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艺术处理和情节丰富无可厚非，过犹不及。有一种看似奇怪的“古装片”现象，剧集本身充满真实性争议，某些批评性的评论却比剧集还要荒谬可笑；某些剧情分明严重失真，反而无人提出质疑。前者譬如剧集中人物发表的言论中问题不大，评论者却基于自身颠倒朝代性的错误认识指责谩骂；后者譬如三国演义中将领们纷纷借力马镫奋勇杀敌，却几乎无人就此表达一点疑问。至少可以反映出一点，严重违反历史多数认同原则的剧集与评论，不可避免造成贻笑大方的效果。天才生于反对和批判，而天才反对与批判的更多是现实与思想，历史固然是公知的一种，批判历史的人群中却少有天才。

知其宏观者关注大局，了解微观者深究细节；不同需求不同兴趣的人，基于不同的动力与目的，从不同的高度关注着历史的不同的侧面。“史”与“实”如孪生姐妹，千丝万缕密不可分，欲知史必欲知其实，而追究史的实却有大小粗细之辨。着眼于大者求考其宏图，秦亡汉兴宋偃明替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视线。他们关注商鞅变法的轰轰烈烈与其深远的影响，但并不关注商鞅的死法是车裂还是凌迟；关注元王朝疆域的空前辽阔，但并不关心成吉思汗埋葬何方。从整体来看，史上的宏伟要事如骨骼如砖瓦，组成了历史的基础框架，主宰了历史的形状体态。它们不可或缺，如若缺失，便如同华美的布帛，在最精妙处缺少一缕丝线；如同韵味十足的精美画像，脸却是一片模糊茫然。宏观史事传于众口载于书册，欲求其实，其难非巨。而着眼于小者，则细致入微务求其详，其中不乏咬文嚼字引经据典者，亦不乏尽用浑身解数锱铢必较者。不仅考求天下兴亡之实，一具被遗忘千年的遗骸、一支失传的古曲都在其关心之列。在他们眼中，研究孟姜女的丈夫到底是姓范还是姓万和修筑长城的目的与作用一样津津有味，弄清吕雉揽权的意义与厚黑学、戚夫人之死一样有意义。历史的“琐屑”记载与映像多俱散乱，意欲追寻则困难重重，也仿佛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其实不然，如若兴亡更迭的大局是历史的骨骼，则细如孔发的“小事”则是血肉。没有血肉的骨架是突兀易枯的，没有骨架的血肉则如一滩烂泥。对历史发育良好的认识，如同身材绝佳的女子，多一些显得累赘，少一点显得瘦削。也有偶尔的时候，如缺了手臂的维纳斯，完美或许就在于缺憾。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功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在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这一视角下，其所关注的内容并不像皇家正史一样事无巨细兼容并包，而是专著于过往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原因，并以此为据预测未来的社会演变。史学家们专著于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每一件具体史事，而历史唯物主义专著于史事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在唯物史观下，蒸汽机不再仅是瓦特和他时代的荣耀，而是孕育着新社会形态的母体、社会结构剧变的强大发动机。在这样的认识方法指导下，人们重新认识石斧、镰刀、收割机的区别，重新认识烽烟、无线电、视频电话的区别，重新认识八抬大轿、汽车、飞机的区别。挑开层层面纱之后，历史中存在的事物旋即以另一中不同的崭新面貌呈现在观察者的眼中。以此为基，社会形态依托一系列物质与技术为存在的基石，以物质与技术的进步为动力，时而稳定维持，时而激缓嬗变。不同国家、地区从原始到封建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同社会类型的更迭，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域或急或缓，或平顺或曲折走到今天，先发而未至，后发而先至，所沿路径总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虽然有一定特殊性但特殊无法取代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在此作为一种方法，帮助研究者（这里不说主体）从别样的角度，认识过往的社会发展轨迹，理解历史行进的步伐，预知未来的世界。

探析史事，其旨有三：兴趣、求知、致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认识历史，学习历史最为重要的目的，应是致用于今。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客观、辩证地认识历史现象，于国家、于社会、于个人均有其重要意义，能知史而致用，则其用益必大。

以历史基础知识普及中的重头戏——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为例（此处采用了教科书中的表述，实际上从时间和社会发展角度看已经是现代世界），步入近代以后，日本面对被殖民化的危险，及时革新而走上强国之路，反观中国则固守陈腐溺于天朝美梦至于兵败国破。几百年来英语言及其文化先借其坚船利炮后借其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而汉语言及文化在外族入侵下逐渐没落，后又屡经自我文化毁灭，作为东亚语言文化曾经的宗主却沦落至被旧时属国所轻视的境地。作出这样的论断并非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态度，仅仅是对客观轨迹、事件的主观表述而已，虽然可能存在观点冲突，成为“甘冒风险”、承诺不利对待的行为。

以史为鉴，致用于今，需要人们有勇气去客观全面地认识历史与现实。历史被记载、被叙述、被教授，却往往不被读懂，往往不能致用。研习历史时应当注重向实用倾斜，此说并非是指摘纯粹以喜好为动力的历史爱好者，而是要求对有警示意义的史事要着重注意。寻求并尊重历史的客观真实，并予以辩证、全面的分析与认识。在了解历史的时候更需常怀致用之心，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方可顺心而为却不悖逆历史的潮流。如是，于国家则可免祸乱，于社会则可益安定，于匹夫则可免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