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论文】浅谈爱国统一战线思想

摘要：统一战线，简称统战，是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出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在1939年《共产党人》杂志的发刊词中，毛泽东将它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大革命时期的国共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键词：统一战线 毛泽东 抗日民族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产生，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支持、组织上帮助下组建（或改建）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由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爱国人士、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竭心尽力，从而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坚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的主张，并始终拥护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成为各革命阶级、政党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然而，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一方面，他下达“不抵抗”命令，纵容日军侵入中国东北，致使东北全境沦陷；另一方面，他下令加紧进攻红军，将内战推向高潮；与此同时，还加强舆论控制，严禁抗日宣传，阻止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救亡活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强烈不满，他们不顾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勇于谴责误国政策，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积极撰写救亡文章，致力发表抗日演讲，公开呼吁：“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务之急，惟在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1]

（二）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华北事变爆发后，共产党审时度势，放弃“反蒋抗日”口号，进而将口号转变成“逼蒋抗日”。对于共产党政策的转变，民主党派人士表示了欢迎和支持。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民主党派立即表示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大家相互秘密宣传阅读并奔走相告，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2]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予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3]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态度在客观上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全力推动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及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对此，各民主人士无不欢欣鼓舞。

（三）反对投降分裂，支持团结抗战，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有几个：一是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二是英美劝降的影响，三是蒋介石本就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壮大而威胁其统治。在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民主党派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左派，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改革，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真诚拥护和坚持支持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主政策，对执意独裁、制造反共摩擦、妨害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和妥善处理事变的合理主张给予了广泛同情和支持，对国民党反民主的种种荒谬言论和不堪暴行进行了尖锐抨击，不仅在道义上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使处在抗日战争前线的中国共产党倍感欣慰，而且还在海外，特别是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与到抗日的行列中，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

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积极支持，不仅表现在在政治立场上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表现在身体力行，积极奔赴抗日前线直接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救国会会员及其动员的千千万万青年群众，进入陕北、华中、华北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浪潮中。乡村建设派的部分成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狼狈溃退，坚决留在山东战斗，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抗日战争中，民主党派的许多人士在对日斗争的战场上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三、民主党派人士运用舆论工具宣传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为了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抗战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特长，创办了许多刊物和图书。这些刊物和图书及时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了正确的抗日主张，对于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1937年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部分成员编辑出版了《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农村》、《抗战华侨》等刊物，这些书籍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对于联络各方面抗日力量起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主张加强全民族团结，进行持久抗战。12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与此同时，《全民抗战》还编印了战地版，大量送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广大抗日官兵的士气。1938年9月11日，救国会又创办了《国民公论》，此刊物在坚持团结抗战、提倡民主，批评时政方面，与《全民抗战》拥有同样鲜明的态度。除了以上列举的几种刊物之外，民主党派人士还创办了《文艺阵地》、《救亡日报》、《进步日报》、《抗战行动》半月刊、《国民公论》旬刊、《战时教育》、《新中国报》等著名刊物，另外还出版发行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图书，如《儿童抗战故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战时读本》等。[4]

四、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出力，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帮助

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凭借在海外华侨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优势，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出力。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国致公党的主要派支)主席司徒美堂，积极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在整个抗战期间，仅司徒美堂领导的募捐活动捐款数额即达5400多万美元。抗战前夕，世界各地总共有华侨1740万人，上至富商、知识分子，下至工人、学生以至老人、妇女和儿童，都纷纷组织起来踊跃捐助，以物力和人力援助祖国抗战。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从抗战开始便每月捐款2000元直至战争胜利。抗战期间，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是10亿元以上，这笔惊人的汇款极大地资助了国内因长年抗战而吃紧的财政，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帮助。[5]

综上所述，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退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一道为举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谱写了我国抗战史和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