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浅谈西汉汉武帝

摘要：汉武帝执政时期，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伟人之处在于他的诸多改革的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政治态度，但是他也引发了多年的战争。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给予汉武帝一个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西汉 汉武帝 文治武功 毁誉参半

　　　关于汉武帝刘彻的功过是非，学术界基本形成两种意见：肯定与否定。肯定者以范文澜、翦伯赞等为首的，认为汉武帝“造就了西汉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　　　1. 范文澜.中国通史 ；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他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百代之人物”[ 2.林义俊.论汉武帝的基本历史地位[J].学术学刊，1987（5）.]；否定者以王连升、叶幼明等为代表，认为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应该重新认识，“其作用基本上是反动的”；“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由强而弱的转折点”，武帝是这一转折点的主宰者，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破坏和阻碍的作用。[ 王连升.关于汉武帝评价的两个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84（2）.]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立足于历史现实，用客观的、一分为二的眼光看问题，完全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全面的。

　　　一、千古文治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历来皇帝都深知这一点，因此有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影响呢？首先看正面的。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这么多民族聚合在一起，这个跟儒家长期长期统一的中国的文化思想关系密切相关。特别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大家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念，共赴国难，儒家的文化在其中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提出的一整套人才培养，选拔制度，井井有条，严丝合缝。这样，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学校，实现了全民儒学总动员，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批以上儒家思想作为信仰的文人。这些文人再通过“举贤良”，通过科举走上了官场，这就是中国的文官。对我国的历史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中国古代政坛有四种人，分别代表四种政治力量。第一，文官；第二，武将；第三，外戚；第四，宦官。总的来看，哪一个朝代文官集团掌权，政治比较清明，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武将掌权，往往出现藩镇割据，像唐代的中后期。如果宦官和外戚两股势力掌权，基本上是整个王朝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因为文官从小熟读儒家经书，讲忠，讲孝，讲仁义，有一整套儒家价值系统。有价值观念的官员和没有价值观念的官员是绝不相同的。有价值观念的文人为官后，不仅仅听从上司的命令，自己心中总有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就是儒家价值体系。历史上好多文人都是这样的，比如汉朝的周亚夫和唐朝的魏征，都属于这一类的，即使因此获罪于皇帝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得听从内心的想法，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官员就比较可怕，他们唯利是图，唯上是从，没有是非观念，什么坏事都敢做。为什么呢？没有价值观念就没有底线，就不会受到信仰的煎熬和道德的谴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武帝首倡儒学，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以儒家思想为信仰的文官集团，对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影响有为深远。

　　　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独尊儒术”导致文化专制。做官，做人，都要听孔夫子的话；儒学不仅仅是神坛贡品，而且是安身立命之本！长此以往，无论是精神领域还是思想领域，难免进入一种幼稚，偏执，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儒家地位提高了，其他诸子百家都偏废了，儒学到后期凝固僵滞，必然禁锢思想，扼杀个性。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多少读书人的共同悲哀啊！

　　　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出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来看，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二、旷世武功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多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武帝执政初期，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靠女人，靠珠宝去换取短暂的和平。

　　　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送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年仅十七岁的帝王就有如此眼光，如此的雄才大略！张謇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的新疆以西。

　　　在汉武帝即位的第八年，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却未决胜千里，马邑之战失利。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二十四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政策，全力出击匈奴！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开启现实制度。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奴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而年轻的总指挥岿然不动。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大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对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是亲力亲为，总览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

　　　但是多年的战争，劳民伤财，长年征战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百姓亲历家园变废墟，忍看朋辈成新鬼。历代史学家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也有所批评。但是就历史进步意义而言，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首先，这场战争树立了汉政权在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权威，加强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凝聚力，许多深受匈奴民族侵害的少数民族，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更是对汉政权仰慕和向往，各国首领纷纷派使者到汉廷寻求保护和结交友好，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其次，这场战争解决了汉政权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北方的边防，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其后的不断繁荣的边境贸易中，更是加速了北部边境的开发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丰富了汉文明的内容。第三，匈奴威胁的解除，使得汉政权有更多的力量去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域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加速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祖国的统一。

　　　 三、毁誉参半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征和四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表明明君姿态。其实，封建执政者的“罪己”往往有收买人心之嫌，但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汉武帝首开“罪己”先河，错而能改，爱恨分明。

　　　汉武帝一方面视人才如草芥，杀人太多，另一方面又极端的爱才，惜才。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的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的亲信；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照“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的往上爬，不能乱。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慧眼发现东方朔，并且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初读《子虚赋》即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汉武帝也因此备受争议。

　　　班固曾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司马光曾经说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又是一个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人无数；既有千古奇功又给苍生带来巨大的灾难。他非常聪明，却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汗血宝马，甚至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我们走进他的世界，会发现在他果断、大气、自信的外表下有一颗惶恐、敏感的心。他也会和普通人一样犹豫、痛苦、焦虑。然而，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时候往往会过于偏激，说好的时候千古一人；说坏的时候罄竹难书。

　　　我们无法用单一的标准去评价任何人。人性本来就复杂，更何况是封建帝王！所以有分歧是在所难免了。我认为，在他统治汉朝五十年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也不失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杰出的历史人物。尤其是他知错能改的精神，更值得后代学习。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对他取得的文治武功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