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经济正处于恢复期，封建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重视鼓舞农业的发展，仍是由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明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了极大的推广，生产的目的也随之改变，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在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后将部分交换，或者是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产生冲击，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体现。经过明前期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到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种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前提支持下，经济作物才得以广泛种植。大多数经济作物是为手工业提供原料，或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从这一角度不难看出明中后期商业市场的广阔。在明清人眼中，苏州是江南也是全国最繁华的中心城市，苏州产品拥有区域内、全国以至海外的广大市场，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具备有利的市场刺激而不断提高技术与质量，从而确立了苏州产品引领市场的地位。苏州有着先天的经济条件，丝织业繁盛，先进的生产机械和细密的分工，使产品种类愈加丰富，明中叶之时，苏州便有“郡城之东，皆习机业”之说，綾、罗、绸、缎等有数十种，而每一总类又可将其细致的分为各个分类，用绸为例子：苏州府便有线绸、绵绸、丝绸、度杜织绸等等……在此情况下，人们固步自封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农家除勤于栽桑养蚕等传统农业之外还兼营丝织业，富裕农家雇佣机工，贫下农家多自缫自织。这对于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同时洗染促使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消费欲望变得多种多样，苏州附近各镇居民也大都“以机为田”，开始卷入了商品交换和新的生产关系之中。

　　　 二、苏州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府政策、时代文化、社会结构等等都对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一定时代的经济因素，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正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变化得以体现。明中后期，（即明武宗正德初年至明亡的150年间），在农业和手工业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苏州地区在这一时期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苏州人的生活风尚向外辐射，影响遐迩。这无疑是生活时代性的最好体现，也能从其窥视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之一斑。本文正是通过苏州市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来探讨明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

社会生活方式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和个人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各种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丰富且复杂，本文仅从苏州市民生活方式中衣、食、住、行四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苏州市民服饰风尚的变化

衣冠服饰是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直观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时代特色。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便不仅仅只是用于满足生存需求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体现，因而历代统治者皆将之视之为“礼”的组成部分。明代也不例外，在服饰方面，明初就有定制：

洪武改元，诏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皂靴；士庶则服四代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伫丝绫罗稠绢；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同。二十二年申严巾帽之禁，儒生、吏官、人员常戴本等头巾；乡村农夫许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二十四年生员玉色绢布襕衫，宽袖皂线绦软巾、垂巾；农家许着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农民许戴斗笠、蒲笠。[1]

如此严格明确的规定，在时间的推移下，渐渐被打破，到了永乐、洪熙年间，突破服饰禁令的现象就先后出现。万历末年以后，江南的流行服饰由多元的模仿逐渐走向一个更稳定的模式，就是以苏州为风尚中心，扩及江南，再向各地传播。

苏州服饰最初重意象不重实物的模仿，故又称“苏意”，如万历《建昌府志》称：“迩来一二少年，浮慕三吴之风，侈谈江左，则高冠博袖，号曰苏意。”[2]指的便是高冠博袖的苏州式样的服饰。苏州服饰在万历后期蔚为风尚，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描述的“头上戴一顶苏州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3]；《喻世明言》中写江西赣州街头卖布的“头上带一顶新孝头巾，身穿旧白布道袍”；凌濛初《拍案惊奇》中描述富商的形象“头戴一顶前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线道袍儿，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綾僧鞋儿。”[4】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苏样”打扮，其重要因素包括高冠、道袍及浅履。道袍原为道士、僧侣所穿袍服，以白、灰、褐色布帛制成，大襟宽袖，下长至膝，领、袖、襟、裾都缘以黑边。“苏样”为了显其清雅，道袍通常为白色，衣袖越来越宽大，鞋跟则越来越低清初叶梦珠追忆明末冠服的演变说：“……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履初深而口几及踊，后至极浅，不逾寸许。”[2]所指即为苏样的素色道袍和低跟僧鞋。僧鞋原为释道所着之鞋，以各色布帛为面，大口、薄底，鞋帮比一般的鞋浅，因为轻便，士庶男子家居亦喜着之。苏样的浅面僧鞋，多用上好的丝绸制成，手工极其精巧，明末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赞叹中国人鞋子之精致，说男人的鞋是用布或绸做成的，上面绣的花十分讲究，甚至比西方贵妇人的还要讲究。整体而言，苏样是以雅士风格的冠服为主体，在配饰上则是强调苏州精巧的手艺与上等的织品，而其精致的质料和文样制裁的道袍则是它的基本款式。

王士性曾于《广志绎》中指出，苏人好古尚雅，对雅俗之分操有“海内上下进退之权”，他说：

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有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5]

可见在晚明的品味竞赛中，苏州文士操纵了雅与俗的解释权，而其所谓雅素古朴的生活物件，并非仅靠财富即可轻易获得。

明末江南文人的雅俗论述，文震亨所撰写《长物志》可为代表，其论衣饰，首重雅素。他说：

衣冠制度，必与时宜。吾侪既不能披鹑带索，又不当欲缀垂珠，要须夏葛冬裘，被服娴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之象。若途染五彩，饰文繢，与铜山金穴之

子侈靡斗丽，亦岂诗人衣服粲粲之旨乎？[6]

他强调文士服饰应求“娴雅”，不宜与富家子弟争奇斗艳。综上所述，在晚明江南文士的雅俗论中，服饰上的美学品味显然以“古朴”与“淡雅”为两大要素，具体的表现则为式样的“崇古”与颜色的“尚白”，“苏样”盛行的复古僧鞋与白色道袍，可见此种尚雅审美观的最佳例证。有趣的是，经济与文化资本俱无的小民百姓，在“苏样”的尚白风潮中似乎意外得到了模仿的便利，如万历《新昌县志》载：

小民俭啬，惟粗布白衣而已，至无丧亦服。孝服衣帽，盈巷满街，即帽铺亦惟制白巾帽，绝制白巾帽，绝不见有青色者。人皆买之，问之，云：为其价廉而便益也。[2]

由此可见，隆、万之际松江地区以布袍为寒酸，贫者必用绸裐色衣，谓之“薄华丽”，值得一提的是，隆、万年间，财力不逮着模仿的是色衣或华丽的流行服饰，万历以后小民人皆买之的是符合“苏意”风潮的白色衣帽。

明代中后期，文人才士多好离经叛道、恃才傲物，此风江南最盛，江南文人不羁的习气在服饰中也有所体现，他们常常以服饰的标新立异来显示与他人的与众不同，如变化多端的头巾、鞋子即为一个重要的方面。顾起元记载：“南都服饰，在庆、历前尤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无所不有。士人衣服也时常求奇求异，范濂记载：“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洗练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7]

（二）苏州市民饮食风尚的变化

其次，苏州市民的饮食样式和格局也发生变化。人们的饮食也开始走向奢靡，首先体现在宴饮格局上，顾启元曾记述了明代中期前后宴会由俭入奢的转变：“外舅少冶公

尝言：南都正统中延客，止当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请吃饭”，至巳时，则客已毕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棹一张，殽止四大盘，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棹中置一大碗，注水涤杯，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后散席。其后十余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棹及殽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后十余年，始先日用一帖，帖阔一寸三四分，长可五寸，不书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书“某日午刻一

饭”，棹、殽如前。再后十余年始用双帖，亦不过三摺，长五六寸，阔二寸，方书眷生或侍生拜，始设开席，两人一席，设果殽七八器，亦巳刻入席，申未即去。至正德、嘉靖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8]诚然，正德以后，江南的富贵之家竞借设宴来显示其宴会之奢华，佳肴果蔬之丰富，烹饪之讲究，器皿之精美，皆胜前时多矣。

晚明的情况，叶梦珠的记述颇为具体：“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架高，取其适观而已。即食前方丈，盘中之餐，为物有限。崇祯初，始废果山楪架，用高装水果，严席则列五色，以饭盂盛之。相知之会，则一大瓯而兼间数色。蔬用大铙碗。逐渐大矣。”其时还盛行以妓乐歌舞之类伴席表演形式则视来客而定：“昔年严席，非梨园优人，必鼓吹合乐，或用相礼者。今若非优伶，则侑觴之具，一概不用，或挟女妓一二人，或用狭客一二人，弹筝度曲，并坐豪饮以尽欢”。[8]

饮食靡然向奢还表现在选料、加工、烹饪的不厌其精上。金陵士大夫于食物烹饪上向来主张精致，但是金陵善食者又竞相声称吴越之人最有口福。可见，吴越人讲究美食，享受生活的程度之高，为江南传承已久的民俗，而这一传统在明代后期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为适应宴饮“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的需要，江南食品原料的来源也非常广泛，以蔬菜瓜果而言，因移植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达，许多品种都能出现在市场上。在这一风气中，士子文人又与一般富贵之家的摆阔不同，他们更注重烹饪的技巧、食品的色鲜味形以及品尝时的清雅兴致，如张岱回忆其吃螃蟹的情景：“蟹至十月与稻粱俱肥，壳如盘大，坟起，……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甘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8]

江南各社会阶层皆盛行饮酒之风，也是饮食奢华的重要表现。富贵之家经常在宴席上豪饮自不必说，普通人家以酒待客也成为惯俗，甚至没有客人也经常自饮自乐。至于文人聚会，无论是吟诗作诗更是无酒不成欢。只有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之时，人们对饮食的追求才不会仅仅停留在果腹的状态下，而是转向色、香、味等更加考究、精致的方向。明中后期的情况正是如此。

（三）苏州市民住行规制的变化

明朝廷对百官士庶的住宅的建制也有严格的限制。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麒麟、犀牛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民营造房屋，不许重檐重栱、及绘藻井……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彩绘饰……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8]对普通百姓的限制更是十分严格，“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颜色。三十五年复申禁饬，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其物力，但不许过三间”。[12]然而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不仅品官僭越成风，而且一般士庶之家也突破了明初的等级限制。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私家园林的建造，根据光绪《苏州府志》记载，苏州府隶下各县，明代的私家园林及建有园亭的私家住宅，至少有100多处。住宅的日趋豪华需要屋内的家具和摆设与之相适应，宋濂曾记述家具变化状况“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畜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块所读何书也。”[8]

古人出行时所用的交通工具和相应的排场是显示他们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礼制对此也有许多的限制。如史载:“百官乘车之制。洪武元年令。凡车不得雕饰龙凤纹。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绣带，青缦。四品五品，素狮头绣带，青缦。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青带，青缦。轿同车制。庶民车及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皂

缦，禁用云头。六年令，凡车轿禁丹漆，五品以上车止用青缦。妇女许坐轿，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景泰四年令，在今三品以上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齐射，虽上公，出必乘马。”[9]由此可见，明朝对乘轿的禁令是十分严格的，然而，这些禁令在明代中后期也渐渐失去了效用，不仅官员违例乘轿的很多，就连民间士庶，并非病残老弱之人，也纷纷乘轿。何良俊对苏州一带人家乘轿不顾忌身份很是感慨，说：“尝闻长老言，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8]与乘轿之风相应的是，出行时的排场也无规矩可言了，叶梦珠记载晚明的情况:有出身两榜的乡绅，出入必乘大轿，有门下仆人跟随，轿伞夫五名都穿着红背心，头戴红毡笠，竟如同现任官的仪仗。显然，这与明初的规定是大相径庭的。

在明中后期市民消费风尚由简朴趋向奢靡，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大背景下所发生的，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市民阶层体会到钱的便利与好处，从而在价值观念上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渴望改变生活状况。

总之，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明中后期以苏州为首的各大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追求奢侈华美，逾礼越矩之行不胜枚举。在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进下，物资的流通更为便捷和丰富多样，市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刺激了市民的消费，市民的奢侈、享乐意识渐生，并带有享乐性、社会性，而在此基础上，消费的增长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

三、对苏州市民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评价

（一） 消极作用

商业大兴使明中后期社会有别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普遍崇尚“公平”、“诚实”之类的品格。但在商业社会熏陶之下，社会价值观也在悄然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明中后期苏州府的嘉定县，市场上存在一些狡诈奸商最喜欢在银子中吊铁、灌铅，用来欺诈一些愚讷之人。人心浮躁，以机械变诈为事。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通常倡导一种知足常乐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制约下，人们普遍趋于维持社会等级制度现状的特征，贫贱者只要衣食粗足，就可以满足，不必另有所求。在商业社会中，人心浮躁，人心趋于不足。在传统社会中，文人皆鄙薄经商，他们注重修身养性，视金钱为粪土，然而在明中后期，商贾的势力得到膨胀，社会风尚开始转向拜金之风，弃儒就商之类也时有发生，社会对富商大贾有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与推崇，以致出现“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的社会现象。士人经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在以前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就文人云集的江南地区而言，“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之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文人无不重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士人干脆放弃儒业，专门从事商业。于是，在明中后期商人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然而，部分士子的行为皆打上了为利色彩，以至于“弃仁义如敝履，而货财是殖”。这不仅造成士气士节的沉沦，也加速了封建官僚体系的腐败堕落。

（二）积极作用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思想和传统观念的转变，对封建伦理道德起到了一定的分解作用，各地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再完全拘泥于封建意识的条条框框之中，而是互相吸收和影响，这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刺激着生产，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产品和财富。

马克思指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9]明中后期在一些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比如苏州、松江等地，在纺织、制瓷等领域出现所谓“机户”。机户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甚至几十台机器，开设“机房”，雇佣工人，而自己则脱离了劳动，成为早期的资本家。被雇佣的工人称“机工”。计日向机户领取工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机户和机工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明中后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正在发生着不断的改变，人们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与商品经济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可见商品经济是社会生活变革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并不是偶然的，就全球而言，地理大发现后，世界经济开始发生联系，晚明的进出口贸易急剧增加，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且由于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地增长，这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增长，部分充当商品集散地的市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繁荣。诚然，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有它的内在因素，这种因素宋代以来一直在稳定而持续地起作用，到明代中叶达到一个高潮。到了晚明时期，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对中国贸易的全面介入和与之带来的高昂的利润，大大刺激了产量的增加，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