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档案与民族记忆的构建和传承

绪论
选题背景
　　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他提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是一群人对于过去的记忆。”与哈布瓦赫同时代的艺术史学家阿拜•瓦尔堡在同时代提出了“集体图像记忆”的观点并将之称为“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一词首次诞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领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及其相关项目的展开，社会记忆观的影响力日趋扩大。在社会记忆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开展。1999年召开的以“传统、变迁——传承历史与呈现过去”的国际会议上，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教授杨•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极具当下意义的概念。他将文化记忆看成社会的知识总和，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对这些知识产生互动，它驾驭着人们的行动和对社会的体验，并且这些文化在人们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得到不断了解和熟练掌握，概括了人类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民族文化记忆则可以慨括为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界长期的生存斗争、与外来民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无意识的并影响该民族的生存模式及生活状态，及民族世代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态度的总和。而档案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它真实的记录着历史的原貌和当事人的真实情感，民族的精神、文化都能在其中得到最真实的体现，所以档案是最原汁原味的传承民族记忆的载体。2000年西班牙召开的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 第十四局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致词，载自《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特里库克说过：档案工作者是构建社会和历史的积极因素。将档案看做“知识库”与“记忆库”的观点以及逐渐取代了将档案看“文件库”的观点，档案学的研究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史料研究范式、文件管理理论范式、档案信息资源理论范式、档案知识理论范式，以及档案社会记忆范式。档案在国家的记忆、民族的记忆、个体的记忆、地区的记忆、文化的记忆等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主要表述有：档案是记忆的载体，是记忆的工具，是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等。“档案记忆观”也逐渐开始影响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发展，随着档案学的范式转变，先进科学技术影响档案工作的改进与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档案社会记忆范式的转变。随着档案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记忆范畴内单纯以文字符号为主体的档案，还使更生动形象的口述档案、声像档案等现代载体档案也纳入社会记忆的范畴。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提出：“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角度来证实过去”。[ 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中国档案》2001年第9期.]即社会记忆是社会情感的，心里的重构，是从情感的视角去体验过去。在现代档案技术的发展下，多载体形式使得档案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更能带给人们更多的听觉、视觉冲击，带来更多的情感体验，能情境化的引起少数民族更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些使档案更加名副其实的可称为民族记忆的工具、载体、中介。
　　　1969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少数民族档案”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张鑫昌教授、张昌山教授以及郑文教授在《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一文中首次对民族档案的内涵进行了详细表述。云南省档案局在2012年经国家科学技术部审批的课题《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与保护方研究》中对少数民族档案内涵的表述是：少数民族档案，是指各个少数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反映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文化、宗教和民俗等社会历史情况，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目前少数民族档案的概念已区域成熟，且在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迅速腾飞，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伴随物质文化丰富的同时，国民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也日益增强，少数民族记忆是完整社会记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为提高人民精神生活提供丰富的素材，是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一个民族的记忆完整程度。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加快，民族记忆的延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外来文化涌入、市场化、现代化的浪潮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冲击，导致民族的传统文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我们的民族记忆功能逐步衰退，一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正在老化、消失。民族档案，是在民族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是“未掺过水的史料”，图书可以再版、电影可以翻拍、倒塌的楼房可以再建，而唯有档案，是不可再生的少数民族的最真实的记忆载体。当今少数民族存在失忆的危机感，而我们如何利用档案好这一社会记忆的载体、工具，发挥档案在民族记忆的传承与构建过程中的优势，构建丰富多彩的记忆民族生态群，“活在”少数民族心中的记忆是值得深思的。在少数民族心目中传承、构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如何在少数民族间建立一个民族记忆有一个得以延续的，以民族本体为民族记忆的依托的生态群，是民族记忆长存不消亡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思考民族档案与民族记忆之间的关系，发现与利用档案在民族记忆的传承与构建中的作用及功能。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我国的档案文化历史悠久，虽然我国档案学的产生是以公元1935年《县政府档案管理法》的出台为标志的，但我国的档案现象以及档案的存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引入我国的时间较短，档案记忆观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有着璀璨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利用档案进行民族记忆的传承构建，不仅仅保护了民族文化，传承了民族记忆，也是对档案记忆观的新解释和补充。对档案与民族记忆的构建研究，不仅丰富了档案社会记忆观的研究内容，使档案、档案管理与社会情境的关系得到新的阐释与揭示，同时也为民族档案学、为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信息。而本文运用社会记忆观的理念和方法，通过研究档案在民族记忆的传承与构建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发现与完善民族档案在社会记忆中的功能，并试图建立档案与民族记忆的传承与构建相结合的研究机制。
现实意义
　　档案记忆观下的民族文化记忆构建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以“民族记忆”的视角来看待民族档案保护与民族文化抢救工作，提升了民族档案的价值发挥域。传承与构建少数民族记忆的，同时增强了少数民族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使民族自觉投身于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中，重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爱护本民族档案，潜移默化的提升公众的档案意识，让公众自觉地保护档案。提倡发现民族档案在民族记忆中的文化存在凭证功能，发挥档案在民族记忆延续中的载体功能，发挥档案在民族记忆构建中的工具作用，在民族档案抢救与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发挥档案追寻民族历史渊源与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功能，在民族记忆的传承与构建中提升了档案的价值。
（2）扩展了档案工作的范畴，提出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与工作不仅仅停留于民族文化抢救，档案更深的是对一个民族记忆传承与延续。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保证了档案所记录保存的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是民族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民族记忆的载体与恢复、构建的工具。档案馆的职责是维护真实的历史、传承先进文化以及弘扬民族精神。档案工作参与到民族文化抢救中，利用档案进行民族记忆的构建，有利于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宣传了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档案及档案工作在民族记忆延续中的主导作用。
（3）利用档案在民族内部构建民族记忆，保护民族记忆的主体。如果一个民族文化被本民族抛弃，传统的民族仪式不再上演，民族习俗不断被侵蚀，民族历史不再被族人知晓，那么这个民族可以被认为失忆了，这一民族记忆实则属于消亡状态。发挥档案在民族记忆中的载体的功能，发挥档案在民族记忆传承中的特殊优势，在民族内部生成民族集体的记忆来对抗民族传统文化被遗忘、遭受破坏、消失殆尽。本文提出利用档案在民族构建民族记忆，扬弃的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记忆延续的保证，也是民族生存与发展中保留民族精神、保持民族心性、维护民族同一性的必要保证。
研究现状评述
档案记忆观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记忆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开，档案界关于“记忆”的研究也随之萌芽。国内一些学者也从多角度对社会记忆的诸多问题开展研究。主要的问题分为档案记忆观的构成及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档案工作的社会记忆构建性、档案与社会记忆的控制这几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冯慧玲教授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做了《对档案著作的评价》的辅助报告，她在其中谈到：“要让档案服务于社会，档案不再是君主的心脏、安慰和珍宝，而是作为‘社会记忆’而存在”。明确指出了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工作中被赋予的新内涵，开启了档案学向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方向研究的大门。
　　　国内学者丁华东在《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一文中对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原因及内涵做了充分解释。 文章将档案与记忆的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深入剖析了档案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档案与社会记忆之间具有载体关系、客化关系、建构关系以及记忆控制关系，并探讨了以社会记忆的视角看待档案将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程度上对人们看待档案的视角以及对档案工作产生什么影响。
　　　孙德忠在《社会记忆论》一书中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将一切活动分为三个基本要素：主体、客体及中介，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由工具和手段等中介系统将他们联系起来。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和认识活动，社会记忆也具有记忆主体、记忆客体和记忆中介这三个基本要素。丁华东教授从这一视角出发，提出档案就是社会记忆的中介，同时档案也是保存社会记忆的工具，刻写社会记忆的载体，档案馆是保存记忆的宫殿，丁教授找到了档案记忆论研究在社会记忆研究框架中的立足点。
　　　在《档案与档案工作——固化的记忆与记忆的固化》一文中，丁健阐述了档案是一种固化的信息，档案是记忆的一种工具，可以弥补人类大脑记忆的不足，是大脑记忆的延伸，是人类有意识保存的固化的记忆，且档案工作是一项多层次系统化的记忆工程，详细的阐述了档案与记忆的关系。
　　　薛真真在《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一文中论述了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认为档案鉴定工作可以保证，在档案数量疯狂增长的今天通过鉴定工作给，留下合理的数量且真实、全面的反应社会记忆的档案。且从数量繁多的档案中留下具是有典型保存意义、有价值的社会记忆。文章中认为鉴定工作是档案工作的基础，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基础，但档案工作中权利因素的介入以及档案人员的主观性可能会影响档案反映真实、客观的社会记忆。因此作者提出社会记忆的构建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且档案工作者需要排除外界的干扰，尤其是权利因素的干扰，档案人员具备识别真伪的能力来保证档案资料的真实可靠，注重收集社会的各层面档案来客观真实的记录历史。尹雪梅在《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记忆建构探析》一文中指出：档案对社会记忆具有存储和重构的功能，认为档案工作是将选择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存储、提取过程。
　　　近年来研究档案记忆观的有外国学者特里•库克的《铭记未来——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一文中从后现代的角度，对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认为档案应该“颂扬诧异而不是单一，坚持多元化的叙述而不是主流的叙述，要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还有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在《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提出档案正成为理解、恢复和表达社会记忆这一挑战的中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