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

【摘要】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在对教育投资等内涵的理解基础上，从教育投资规模、教育投资质量和教育投资公平度三个方面选取反映教育投资状况的指标，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了我国1997-2012年30个省份的教育投资公平程度。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我国教育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因果关系，建立合适的Panel Data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但是当基础教育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逐步递减；各区域的高等学历人才并不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非常低；目前东、中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公平状况明显好于西部地区，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可以较好促进经济的发展。并提出要继续加大各地区教育投入，同时注重高等人才的培养，继续解决好教育投资公平问题。
关键词：教育投资规模 教育投资质量 教育投资公平 教育基尼系数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是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及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目标的主要途径，因而经济增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足，但是人口质量不高，人力资本存量不多，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严重失衡。人力资本低质量，低存量造成的人力资本缺乏使其外在效应的产出受到严重限制，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的规律难以发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发展形势较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差。除了政策以及地域、气候因素外，劳动者的素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地区差异的拉大使得高素质的劳动力继续往东部流动，尤其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促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而东西部的差异继续增大。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实证分析找出我国各省、市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也分析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在各不同区域所带来的反作用，同时寻找我国目前教育投资状况不足的原因，给出相关建议。
一、 文献综述
最早正视教育投资问题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76）指出劳动创造价值、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最早明确提出并重视教育投资问题，他认为资本的累积、就业人口的增加及技术进步构成经济理论发展基础的三要素。进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19）明确提出将教师列入生产者范围内，间接提出了教育投资促进国家经济的原理。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A.Marshall,1890）认为“在所有资本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人投资而形成的资本”。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Domar）几乎同一时期各自提出了相类似的增长模型，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索洛（Solow,1957）和丹尼森（E.Dennison）的理论统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们把教育投资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二战后这一时期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人力资本”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1935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到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罗默等。舒尔茨等对人力资本的理解较为一般化，仅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影响产出增长的要素。真正用人力资本来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还应归功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和罗默。阿罗（Arrow,1962）建立了“边干边学”模型，将技术进步的一部分作用内生化了。罗默（Romer,1986）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外溢性知识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卢卡斯（Lucas, 1988）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关于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分析。厉以宁（1984）开始强调智力投资的生产性问题，最早提出“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能力工资”以及“知识与技能标准分”等概念。范先佐（1999）提出“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的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增长，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沈利生等（1999）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熊春文（2002）提出从制度的角度考察教育的经济价值显得更有新意。周天勇（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1952-1990年间人力资本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和27%。蔡增正（1999）考察了1965-1990年世界上194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而具实质性，外溢作用是正的且颇为可观。王家赠（2002）发现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而教育基尼系数的增加阻碍经济增长。王淑芬（2007）采用回归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百强县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水平与其发展综合水平呈同向变化。吴舒卉（2010）实证分析得出华东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超过了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
从我国以往的相关研究来看，存在三方面的不足：第一，绝大部分学者只是强调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经济增长对教育的反向作用却鲜有人提及。第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文献集中研究教育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考虑到教育投资质量上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三，目前的研究较少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考虑到教育投资公平程度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和模型介绍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为了解各个经济地带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以及地区间的差异性，笔者把我国划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进行研究 。1996年以后才有教育经费支出数据，且教育经费在统计上有2年的滞后期。为将1997年才从四川省独立出来的直辖市重庆的数据包括在内，最终选取1997-2012年30个省市（不含西藏）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3）。
1．经济增长指标
考虑到我国各区域人口的差异与价格的变动，为消除人口和价格因素的影响，以人均实际GDP 增长率来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情况。本文对各省市历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1996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处理并取对数，记为LGDP。
笔者在对教育投资内涵的理解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投资发展的现实情况，从三个方面选取反映教育投资状况的指标：教育投资规模、教育投资质量和教育投资公平。
2．教育投资规模指标
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直接促进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各等级的受教育人才的增加，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必要途径之一。从教育投资的投入规模和投入的产出成果这两个方面考虑，本文选用教育经费近似反映教育投资的总规模，用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教育投资的成就。对各省教育经费（含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全社会宽口径）以1996年为基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了平减处理，然后除以该地区总人数得到人均教育经费，记为FU。
本文采用国际通行的方法测算人均受教育年限，记为AVE：
（式1）
式1中， 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按总人口计算）； ，分别代表1997、…、2007年； ，分别代表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 为 年度的 级受教育水平的累积受教育年限，将各级受教育年限分别定义为1、6 、9 、12 、16 年； 为 年度的 级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要的结论如下：
1．我国东、中、西部各省市存在较大的经济差距和教育投资差距。东部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同时，西部地区各省市在教育投资方面较落后。
2．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取得很大进展，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都高于中部和西部。
3．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各地区教育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的教育不平等程度仍大于东部和中部。
4．我国各地区的教育投资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均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东、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市的教育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略高于其他省市。
5．我国各省市高等人力资本带来的贡献率并不高。教育投资质量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6．各地区的教育投资的不公平程度阻碍经济增长。西部地区抑制作用比东、中部明显。
（二）政策启示
充分认识教育投资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着力改变目前我国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应该注意以下几项措施：
1． 加大教育投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兼备
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等都处于世界落后国家行列中。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教育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教育不平等。政府教育投资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部门的发展。因此政府教育投资的重点是义务教育投资，政府应当成为义务教育的完全责任主体，确保义务教育真正成为普适性的、完全公平的福利教育。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其中包括高等人力资本的开发，过度注重教育投资规模的扩大，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高等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是具有无法替代的高效作用，因此也要适当的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将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在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并得到充分利用的基础上，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2．缩小地区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弹性都比较大，加大西部的经济发展力度，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是提高我国总体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西部地区的落后对当地的教育事业也有不利影响，人力资本状况也落后于东部。为了发展西部，国家责无旁贷地需要发挥平衡教育资源的作用，将资源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就在于抓住机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重点是扩宽利用外资的渠道，以投资促进发展。其次，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支持应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降低儿童的失学率，提高总体的国民素质；另外，应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中西部地区教育不平等状况。
3．划分教育层次和类别，确定教育投资主体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业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作为提供知识、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也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源。在教育投资的战略中，应注重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发展，培养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后劲。
政府包办教育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面对教育需求的持续扩张和国民不同的教育需求，有必要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投资上，形成政府、民间资本共存的局面。这样，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弥补我国教育投入经费不足的问题，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还可以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教育共存的竞争局面，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