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音位结构分布和组合能力的比较研究

摘 要
音位是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语言语音系统的基本要素，对汉语和藏语中具体音位的研究能够揭示汉藏语语音系统的结构特点，同时也能为今后汉藏语音系的研究奠定基础。本文以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2500字和现代藏语拉萨话5190字两个字音库内的音位系统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封闭空间和大型平衡语料库为基本范围，基于语言学、音位学和统计学基础理论，对汉语和藏语字音库内的不同类型音位的分布模式、音位的结构、音位之间的组合关系和音位的组合能力进行统计和对比研究。即从声母音位、韵母音位和声调音位在不同语料使用范围内的频次统计上研究音位结构的分布模式和特点，从声母类型和韵母类型的组合权重上研究音位之间的组合关系和组合能力，同时通过对比分析上研究汉语和藏语各自的音位结构特点，探索汉藏语言音位系统的发展演变规律。
通过对比汉语和藏语音位系统的结构和音位组合能力的特点，可以发现汉语和藏语在音位系统中音位结构的分布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总体的频次分布上，汉语和藏语在封闭空间内各音位频次的分布较之其在大型平衡语料库中的分布都很均衡，可见封闭空间系统内汉藏语各音位的分布比较稳定。声母上，汉语和藏语不同发音部位声母音位一致表现为发音部位越靠前的声母其组合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发音方法上表现为气流较强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在声母音位上占绝对的数量优势，且频度较高，组合能力强。韵母上，汉语和藏语的韵母结构类型对应相似，辅音尾韵母均表现出突出的频次分布和组合的活跃度。声调上，汉语和藏语拉萨话的若干声调的频度分布均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汉语和藏语音位系统内各类音位组合能力的大小与其音位自身的数量和频次值的分布呈一定的相关性。
本文的研究，反映了汉语常用字音位系统中和藏语拉萨话音位系统中各类音位的结构和分布模式，音位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组合能力，为汉藏语音系结构与汉藏语的音位发展与演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数据，同时也为整个汉藏语系语言的发展与演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汉语，藏语，音位分布，组合能力

第1章 绪 论
1.1研究项目来源
本论文所涉及的汉藏语音位结构分布与组合能力的比较研究先后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有声语言及口传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数字化方法及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0&ZD125）”和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汉藏语音位结构分布的计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ycx12019）的资助。
1.2音位学
音位是语言中语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在语言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言的照辨义功能对音素所进行的归类[1] [2]。音位学(phonemics)是对语言的语音系统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包括对现有语言语音系统的分析研究以及对语言语音历史演变的研究两个部分。而音位学在研究范围上又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研究范围上的音位学是指对语言系统中不同音位的归纳划分、音位的语音特征和发音区别，以及语音历史演变的研究，所注重的是语言音位社会属性上的研究； 而狭义研究范围上的音位学指的是对某种具体语言的音位分布模式、音位的组合方式、以及音位演化的研究，所注重的是语言音位结构特征的研究。
1.2语言音位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中国对语言语音及音位的研究最早集中在音韵学[3]。公元 601年，隋朝的陆法言根据当时语音系统所编著整理出的《切韵》是中国研究汉语语音音位系统的最早著作。《切韵》的编著是根据当时的汉语音位系统的发音情况，将汉语语音系统归纳为韵部和声调，并以韵目为纲，将韵母划分为193韵，同时将各韵又按声调归入平、上、去、入四部分。同韵的字又以声类等呼排序。每个字以反切法进行注音，对每字均做释义说明。全书的193韵，有54韵分配到平声,上声分配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四声的平、上、去、入各韵均按一定的次序进行有序排列。《切韵》是历史上最早对汉语的语音系统做出全面归纳和分析的语言学专著之一[4]。但由于保存不善，只存残卷，而宋代重修的《广韵》基本上恢复了它的原貌，并且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和丰富。同时，在宋代，出现了对语音系统发音进行更为完善描述的韵图类的著作，即韵图是按照韵母的不同进行分类，将每图分列为声母和声调，使得语音系统更为清晰明了。同时根据声母音位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不同把汉语中的声母划为唇音、舌音、牙音、齿音、喉音（发音部位的角度）和清音、浊音、次清音、次浊音（发音方法的角度）等[5]，根据舌位和唇形的变化把韵母音位分为四等韵和四呼，从多角度对汉语的音位系统进行归类和划分，奠定了汉语语音系统音位结构分布研究的基础。
随着音位学和音位理论的发展和不断完善，我国对语言音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音位理论形成之后，对语言的进行研究的调查方法和语言实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汉语音位的研究开始以具体音位的调查和分析作为起点, 重点从语言音位的具体功用角度来对语言进行研究。具体包括，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汉语各个地域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调查和记录上，均采取了以音位为基准的研究方法。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少数民族所进行的文字创立或文字改革,对汉语七大方言语音系统的整理和调查,以及对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的研究,都是在音位学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近年来，对语言音位的研究上基本以音位的具体统计和调查为方法，进行语言音系的整理。汉语方面，北京大学语言文字教研室所编纂的《汉语方音字汇》，对汉语七大方言区，二十方言点的音位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划分，并整理出汉语方言的音位系统，在藏语的研究方面，瞿霭堂的《藏语韵母研究》详细对藏语各大方言以及部分方言点的韵母音位的结构和分化做出了归纳和总结，谭克让和孔江平的《藏语拉萨话元音韵母的长短及其与声调的关系》研究了元音韵母音位与其声调音位的结构关系，孔江平教授在前人对音位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总结研究，并提出通过语言音位的对立频次来计算语言音位负担量的方法，从而从量化计算的方法上具体解释和说明语言的具体音位系统在语言的音变方面和语言演化中的作用，以及其所属语言的演变性质和规律，因而开启了以语言音位学研究为引导的语言发展演化研究的新方向。
在国外方面，关于现代音位学的研究最早源于19世纪末期。波兰语言学家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H.B.克鲁舍夫斯基，最早提出了音位的概念，语言音位系统研究的序幕就此拉开[5]。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现代语言学奠基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音位学的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研究语言音位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提出共时语言学的具体研究方向。即认为共时语言学的研究任务是要着重在语言结构系统的内部进行描写和分析，不能脱离本身固有的语言系统而进行，认为语言的研究应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出发，因而对语言音位的研究也应遵循此出发点。此后，对语言音位理论研究最突出的要数布拉格学派[5]。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布拉格学派迅速崛起和发展，H.C.特鲁别茨科伊等人发展了音位的概念,并在前人的研究理论基础上，着重对语言的音位进行研究。他们首先将语言的语音学与语言的音位学首次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上区别开来[6],提出语音学与音位学研究不同侧重点的，并且明确地划定了音位学的研究界限。并认为语言的音位具有辨义功能的特点,同时全面系统地解释了音位之间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其中以雅格布逊系统地提出了“音位的区别特征理论”[7],使得语言音位与音位之间的对立关系从概念上得到了解释，进而系统的构建出了音位理论。伴随着音位概念的形成、完善和逐步发展，使得语言中对语音系统的研究与语言音位系统的研究上变得更为紧密。表现为音位理论研究逐步开始以某种语言的音位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对语言音位系统内部的结构和组合规律进行研究。这进一步推动了音位学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布拉格学派的研究，音位理论在欧洲和美国迅速得到发展和认可，各大语言学派乃至语言学者都在研究音位理论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进一步促进了语言音系学的研究和发展。
近些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式发展，语言的研究也随之与时俱进，产生了新的进展。同时语言音位学的研究更是与众多新领域进行交叉和结合，并且不断出现关于音位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其中包括语言语音的研究更是结合了声学、生理学、心理学、感知等系列其他学科，形成了生物语音学、物理语音学、实验语音学、听觉语音学等语音学的研究分支，这些新的语言研究方法，对现代音位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同时近年来，对语言音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不同语系中语言音位辨义功能的统计分析和对比上。对语言音位的新开拓研究主要在对语言的音位负担量的理论研究上。音位负担量研究理论在前人霍凯特和格林博格、赫厄希斯瓦尔德、京•罗伯特、王士元、苏仁德兰和尼育基和苏仁德兰和利佛的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在语言音位的研究上，苏仁德兰和尼育基以及苏仁德兰和利佛研究了汉语声调音位的功能负担量，并发现汉语声调音位在功能负担量上与元音基本一致[8] [9]。
由于国内外对汉语和藏语的音位系统内不同类别音位结构的统计、音位结构分布以及音位的具体组合能力的研究方面相对较少，因而本文基于音位学的基本理论，采用不同于以往对语言音位进行统计、调查的研究方法，从语言量化统计分析的角度对特定范围内汉语和藏语音位结构系统和组合能力进行研究和分析对比。

第6章 论文讨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汉语和藏语的音位结构进行分层次的统计分析，同时参考语言音位功能负担理论，以语言学、音位学，统计学位基础，对汉语普通话常用2500字音库和藏语拉萨话5190字音库语音系统的音位结构关系、音位的组合能力进行探索和分析，最后讨论了汉藏语音位系统的整体分布以及两大语言系统内音位结构体系的异同，对汉藏语言的基本音位结构进行了逐层研究，为今后汉藏语的同源关系研究提供了参考数据，也为汉藏语的语言音系的演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研究范围方面：
本文的研究是以汉语和藏语（拉萨话）中常用字的音位系统两个封闭的语言空间作为研究范围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从常用字层面反映出汉藏语音位系统结构以及音位组合能力的特点，因而可以借鉴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下音位学和统计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扩展到对整个汉藏语系中汉语和藏语的的音位结构系统的研究上，从而能对汉藏语系语言的音位系统有更为全面的研究和了解。
研究对象方面：
本文的研究对象，汉语方面只涉及了汉语普通话部分的相关声韵调音位，而对汉语其他方言音位系统的研究则相对不足，藏语方面，在声母音位的选择上，只选择了拉萨话的单辅音声母，而对复辅音声母的扩展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同时与汉语部分一样，可以加入对藏语其他方言音位系统的研究，通过对语言方言音位系统的规律和分化演变趋势，从而通过更全面的研究对象分析研究汉藏语言的音位结构系统的本质以及演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