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伦理型领导是近年来的管理学界的研究热点话题之一。而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对人们得思想和行为有着长期的影响,伦理型领导是基于西方文明而提出的,其内涵和维度跟东方有着一定的不同,本文将从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结合华人企业中领导的思想和行为,推出基于儒家文化的华人伦理型领导,丰富由西方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伦理型领导理论的内涵。
关键字:儒家文化 伦理型领导 华人
转型经济下,商业圈中充斥着伦理危机和商业丑闻,使得人们对商业道德都充满了质疑,如何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和道德规范成为重中之重,很显然,研究伦理型领导能够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通过对伦理型领导的研究提高企业信用并和谐发展不失为一个合理科学的办法。目前伦理型领导的定义和内涵是基于西方文明产生的,对华人企业的适应力有多大影响还有待考证,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和强大的生命渗透力及历史涵盖性。因此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当然对中国企业家们也有巨大的影响,使得他们在企业管理问题上也显示出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分析华人企业中可能存在的伦理型领导行为,可以更容易理解华人世界伦理型领导的本质,丰富由西方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伦理型领导理论的内涵。
儒家文化和伦理型领导的内涵
儒家文化有着二千多年的发展史。虽然它有着诸多流派,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其内涵、本质却是相同的。即:儒家文化可以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文化,它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理关系,尤其注重协调人关系和强化自我道德修养。概括起来即为通常所说的“五常”:仁、义、礼、智、信。
“仁”,是人们彼此的道德伦理关系,是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时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态度。它主张人与人相处时融洽和睦,强调道德,轻视功名利禄,认为人不应该只考虑自身利益,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多替别人考虑,做事要仔细思考每个方面,要有爱心、同情心,关怀他人,遵守维护社会秩序。所谓“义”就是道义、信义, 是人与人交往应遵循和追求的准则。不贪图物欲, 不追求功利, 才能不为外物所扰所困, 持久地追求人生真谛。这对于企业正确认识创造利润、财富和社会责任、道义的关系具有调节和引导作用。“礼”是规范约束个人行为的基本标准,调整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认为道德教育能使得每个人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地位。。“智”就是智慧、才能,是人们不断地实践而获得的知识,是对道德伦理的醒悟,它帮助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智者通情达理,思想活跃,仁慈宽容。“信”起初是指人许下的诺言,后来延伸为信用,即遵守自己的承诺,要求人们言而有信。它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基本准则,只有诚实守信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我们日常生活必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只有对人坦诚、真诚、讲信用,才能获得尊重,形成友善的人际关系。
伦理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在2005年之前,并未系统清晰地提出其定义,而是研究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对它进行解读。Enderle (1987) 把伦理型领导当成一种思维方式,描述的是管理决策和决策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原则。[1]Heifetz ( 1994)认为伦理型领导者能够帮助下属解决问题,并提供相应的信任、支持、资源等。[2]而Trevino (2000)的研究提出伦理型领导具有诚信、可靠、公平对待下属、关怀他人和利他动机的特征。[3] 从上述学者的定义看出,此时的伦理型领导强调人的特征(如品格、德行);只关注于领导者的职责而非行为的结果,只要其行为是出于领导者的职责或道德原则;或者关注领导者的行为结果,只要其行为结果是符合道德规范即可。伴随着Brown 等(2005) 构建了第一个伦理型领导量表,标志着伦理型领导的成熟期开始。Brown等(2005)基于社会学习视角,认为伦理型领导是指领导者通过个体行为和人际互动,向下属表明什么是规范的、恰当的行为,并通过双向沟通、强制等方式,促使他们遵照执行。[4]此后,学者们进行很多实证研究,提出了伦理型领导的构念。例如:Resick等(2006)根据GLOBE项目中的跨化样本研究中层管理者的伦理型领导,提出了跨文化背景下的伦理型领导概念,即个性/诚信(Character/Integrity)、利他主义(Altruism )、集体激励(Collective Motivation )、鼓励(Encouragement )。[5]Martin等(2009)的研究同样验证了该伦理型领导的构念[6]。从伦理型领导的发展,可以看出,伦理型领导是通过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从而向下属展示何为恰当的、合乎规范的行为”,但是恰当的、合乎规范的行为往往是基于文化背景的,例如一些文化背景中,恰当的、合乎规范的行为包括下属对组织某些行为的公开建议,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却是恰恰相反。
华人伦理型领导的形成依据及价值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它的思想流淌在人们的血液中,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对于华人伦理型领导研究而言,浓重的文化背景特征是其具体内涵生成的重要依据。首先,受孔孟对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特点界定的影响,中国人长期以来十分注重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把人的心性修养与理想社会的至境追求结合起来。一般说来,“内圣外王”是华人伦理型领导追求的理想境界。此外对于“仁义”、“正气”的追求,也使得华人伦理型领导中涌现了大批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他们“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气慨,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其次,儒家文化注重人伦道德,强调人际关系的融洽和家族伦理观念的浓厚,主张孝敬长辈,识大休、顾大局等,在儒家“善本位”、“群本位”、“情本位”的熏陶下,使得华人伦理型领导比较富有“人情味儿”,也就是说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完善,处处以对方为重,为他人着想,不轻易拒绝他人的要求,急人之难,忘我地为别人办事。最后,华人伦理型领导在行为规范上仍然有着浓重的儒学气息:如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蔑视权利;重集体、轻个人;重名节、轻享受;安贫乐道等等。并强调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应以集体、国家、民族利益为主,在特定的情形下,甚至牺牲个人利益。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使得我国企业发展压力越来越大,企业的一举一动也在时刻被人们关注,丑闻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所吸引的关注度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中伦理行为的重要性[7]。温家宝总理曾就婴儿毒奶粉事件强调,“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所谓“有责乃远”,企业家只有履行社会责任,恪守社会道德,才可能带领企业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实际上,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各级领导者的伦理道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型领导受到了组织管理学者的重视。
儒家学说主张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最基本的就是要学会做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来实现自我提高,成为有道德的人。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华人伦理型领导有自强的人生态度、强调德治、重视诚信。在其实现企业价值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企业存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企业持续存在的核心都是道德经营。道德以善恶为评价尺度调整组织内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华人伦理型领导作为组织内道德形象的表率,调节员工之间的无理和不礼行为,使他们友好共处,营造道德的氛围。促使人们都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最后赋予其善与美相浸透的道德色彩。
3.华人伦理型领导:儒家文化的现代伦理意蕴
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思想给很多人带来了心灵上的静谧。但是在一个物质极度繁荣、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企业领导者都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效益最大化,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儒家文化对企业领导来说还有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儒家文化对华人伦理型领导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儒家文化是基于传统封建王朝制定的,所以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对华人伦理型领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儒家认为“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爱人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在亲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而广之去爱别人。基于以上儒家文化的感染,华人伦理型领导能用自己的仁爱和善心去揣摩员工的思想,对待员工时能从积极正面的方向去思考问题,尊重员工,尊重员工付出的劳动,能用一颗包容的心对待员工的错误,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儒家文化中,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面对“利”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义”,衡量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大众道义,若与道义相违背,应当放弃,而以社会集体的利益为首,也是华人伦理型领导利他主义倾向的背后文化内涵。儒家思想中人本思想就是说统治者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的要求,这和西方伦理型领导中的集体激励有相似之处。所谓激励就是以需求理论为指导,满足员工的要求,进而使得员工愿意为企业的目标而努力。可见华人伦理型领导会首先以满足员工需求从而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核心以及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礼法结合”“礼法并用”这样一种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思想策略在现代企业治理中,应该将传统的“礼”灵活变通,转变成企业的规章制度,要求员工按照制度办事,严格遵守。“智”也是圣人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要求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强调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才能成为真正聪明睿智的人。企业经营是一份繁杂的事业,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搜集分析整理资料,选择最优方案,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创造智慧型组织架构。儒家文化倡导“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发挥和利用诚实守信的传统,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精神、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企业内部之间要彼此信任,企业本身也要以诚实守信的经营原则赢得消费者和社会的支持和尊重,始终贯彻企业章程,树立合法经营的优质形象。这些思想促使华人伦理型领导更加重视诚信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儒家文化延续了前人关于血缘关系的思想,认为血缘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关系,使得华人伦理型领导对家庭或朋友圈信任度比对陌生人大。儒家文化重名节思想也使得华人伦理型领导特别爱面子,认为要面子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这对其管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西方伦理型领导强调个人的创造性是其基本要求,激发个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创造性。基于这种竞争意识, 构成了现代社会内在的激励机制。而儒家主张的个体原则主要表现为自我德性的完善, 与权利意识的淡化相应, 儒家更多突出个体的责任、义务, 而对责任、义务的强调又进一步强化了群体原则, 抹煞了个性,表现为“和为贵”的思想。这种思想中竞争意识不足,使得华人伦理型领导在现代管理中不能够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极易限制个性的独立,影响员工的工作热情。
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中国管理智慧的结晶,在现代,仍有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探索儒家文化蕴含的昔理理念能够充分、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民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更好的理解华人伦理型领导的管理模式。可见,华人伦理型领导和西方伦理型领导有显著的不同,由于文化差异,东西方对道德的理解不尽相同,不同国家对于伦理行为量表中题项的理解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可以开发华人伦理型领导量表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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