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回顾自改革开放起我国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历程,在不同的阶段国有企业所暴露出的弊端各有不同,中央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效果并不理想,国企的弊端并没有得到根治,产权关系并没有理顺。本文以当前国企所存在的问题为基础,借鉴国外国企改革的经验,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理论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关键字:国企改革 产权关系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改革改放初期,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缺乏积极性、政府对企业过度干预、忽视市场作用等弊端,国家颁布了很多的放权让利的政策,其中《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赋予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方面、产品销售方面、产品价格方面、人事安排方面、工资奖金方面等十个方面的自主权。同时该规定还指出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和国家供货合同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安排增产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这一规定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允许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自主进行生产和销售,提高企业生产的积极性,由此开始形成了“双轨制”。“双轨制”是指一部分物资由政府发放计划指标,由于是国家发放,按计划购买,价格较便宜;另一部分则释出至市场上,由市场供需自然调节该商品的价格,而此类经市场调节的部分之价格较政府发放指标的价格相对的要高。“双轨制”虽然导致了腐败的滋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恐慌性抢购潮,但最终实现市场定价机制,计划经济下呆板划一缺乏弹性的政府指定的价格机制成为历史。同时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为了克服预算软约束,开始实行“拨改贷”和“利改税”,企业也拥有了一定自主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被打破。虽然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意识到政企要分开,但是却没有颁布相关的法律,政企并没有分开,产权关系也并没有理顺;第二个阶段时中小国企的民营化改造。在1995年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到了1996年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这是真正的中小企业民营化改革浪潮才开始席卷全国。但是在这一阶段国家实施的是“抓大放小”国企改革,对于一些关乎国家安全的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企业,仍然是国家在经营和控制。“抓大放小”国企改革虽然给了一些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当地政府获得巨大利益的机会,但是却激活了市场经济,改变了国有企业涉及各个行业的现状,给了民营企业更多地机会,提高了企业的效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壮大奠定了基础;第三个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中型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由于这些企业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关乎国计民生,国企的改革也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在学术产权论的观点占据了了主导地位,而在实践中政府主要采取了公司治理理论和市场公平竞争理论,而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必须建立在产权理论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一阶段国企主要采取了减员增效、减轻产物负担与公平税负、成立国资委、创造条件实行股份制、建立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制度等措施。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治理的水平,提高了经营效率,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弊端存在,例如产权关系不清、垄断、预算软约束、经理层MBO等。
二、国企改革的政策建议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提出了关于过于国企改革的相关决定,该决定指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国企改革的下一个重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不可侵犯的,允许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以上是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国企的一些主要政策意见,这些意见与以往的国企改革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同时在很多方面也借鉴了新加坡的淡马锡管理模式,我将其改革的概括为一下点:产权保护,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提高收益上交比例,经理人制度,市场化选聘,消除壁垒等。我认为在中国的国企改革首先要通过成国家资本公司,完善约束机制等手段,理清产权关系,明确各个部门的权责利,在国有企业实施去行政化,完全的市场化运作,国有资本只能以独立的法人机构参与市场竞争,与其他企业展开公平竞争。国有资本经营机构派董事入驻企业,然后一切按照公司法运行,国有资本可以自由进退任何行业和企业,国有资本运营机构类似于一种机构投资者,国家可以与其签订协议,明确该机构的权责利,国家不可以全面干预国有企业的人事管理和经营政策。
除了新加坡的淡马锡管理模式,英国在国有企业的改造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国企时提出了“黄金股”(Golden share),又称为特别股、特权优先股或特权偿还股。从某种意义上说,“黄金股”的诞生背景和如今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改革的大环境颇有类似之处。
当时在在推行完全的私有化道路时,考虑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政府可能再无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和控制,而有的国企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如果完全失控,就有可能出现不利影响。为了确保国家、政府的利益,英国政府在转让国有股份的同时,发行由政府或财政部持有的“黄金股”,即特权优先股,并制定了相应的“黄金股”章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国有企业股份的百分之百公开转让而使其转变成为民营企业,政府仍可通过持有“黄金股”,依据章程中规定的权利对股份制企业行使管理控制。“黄金股”没有投票权也没有收益权,也不能用来担保或抵押。但“黄金股”股东通常有权要求公司以一定价格回购其所持有的“黄金股”,或者将“黄金股”转换成普通股。而拥有“黄金股”最关键的特殊权利,是“黄金股”的股东(一般为政府)掌握着公司一些重大经营决策中的“一票否决权”。但这个特别否定权不针对企业管理层人员的任免、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与分配等一般权限范围。这样国家处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对企业进行干预和控制。江西省政府将在改制后的新企业总股本中设立“国有金股”,数量为一股。而这一股“国有金股”是在改制后的萍钢公司总股本中具有特殊身份和有特别权力的国有股股份,持有者为江西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由其代表政府行使权力。其权利和作用是:如果改制后的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做出不履行改制方案的决议,或在涉及职工利益问题上做出违背既定改制方案,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决议时,“国有金股”可行使一票否决权。“国有金股”不干预企业经营决策,不参与企业分红,不承担企业从事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民事责任。它将在企业履行既定改制方案后退出,期限初步定为企业改制后的3至5年内。我认为“黄金股”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很大的意义,即实现了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 有实现了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很适合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造。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变中国经济、人民生活及国际形象的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因其在改变经济体制和政治思想路线的重要作用而必将载入史册,彪柄千古,其产生的作用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活。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在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人口红利,而我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真正依靠的是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改革开放前期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人口占人口总数比重较大,可是人口红利并没与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才激发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由政府主导,忽略了市场的作用和人民的能动性,将人口的红利束缚在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自由和全面发展,限制了人民的生产经营自由,忽略了市场的分配机制,遏制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片面强调政府和领导者的作用,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我认为中国的繁荣强大必然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政治历史上是适用的,在经济历史上也是适用的。要坚信人民群众的智慧,保障每一个人在梦想面前是平等的,保护好人民的切身利益,让市场来主导经济的发展,这才是改革的意义之所在,这才能真正释放人口的红利,所以只有改变中国的落后的上层建筑,才能释放改革的红利,人口的红利,人口的红利必定是以改革的红利为基础。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才是改革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的发源地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敢为天下先,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了生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改革的序幕。然后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沿海的经济特区,市场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的改革也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允许非公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威胁,经济发展实现了软着陆,国内生产总值从5323亿元增加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达到了38420元,
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成就,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下图反映了1982年-2012年我国GDP 和GDP年均增长率的情况,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的GDP增长速度明显回落,2012年由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GDP增速迅速回落自1999年的最低水平,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仅仅依靠高投资,高污染,低回报,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收到了严重的冲击,我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就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利用危机倒逼改革,。当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时,要不选择退出要不选产品的结构升级,打造自主品牌和依靠自主研发技术,打破我国制造业整体处于产业价值链最低端的现状,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只有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产业才能实现转型升级。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工业土地供给不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产品附加值太低等问题的困扰下,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中国的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的社会矛盾也逐渐增多,例如国有企业的政府垄断和低效率,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住房价格不断攀升。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必定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也是我国改革的重点。但是无论如何发展都应该是第一位的,发展中也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也只有发现了矛盾并解决这些矛盾,这样一个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从各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些矛盾是好事,说明我们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利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更不应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改革开放的功绩是主要的,第一位的,这些矛盾是次要的,可以解决的,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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