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性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相互补充，共同巩固的现象，两者之间的共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共生有两个层面的理论依据：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就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性的探讨，积极建构两者之间的共生机制，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化 共生性

共生（symbiosis）是生物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共生的一般定义有如下两个：一是指两种以上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赖的现象；二是指两种生物或两种中的一种由于不能独立生存而共同生活在一起，或一种生活于另一种体内，各能获得一定利益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互相补充，共同巩固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统一体。具体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利于加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又反过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们同“升”共“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彼此依赖、共融共生。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最为关键的一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进步的思想理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性的探寻，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宏伟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研究理论界和学术界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两者之间的“关系”、“融合”、“相结合”、“特征”、“原因”等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1]本文在充分吸纳、结合了已有研究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其共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两者之间的共生有其内在的理论依据。积极揭示两者之间的共生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机制的建构，进而现实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的客观性

一般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19世纪中叶，此后就在长期的冲击与反应的强烈对比中围绕着“道路选择”来逐步展开。一部中国现代化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寻路”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则始于20世纪初，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日益结合起来，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昭示：中国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而不断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思想理念，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最为关键的一环，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

根据《辞海》，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思想、风俗等。对于文化这一概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一定的文化（当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2]这里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相对，是一种观念形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显然，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狭义层面的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思想成果。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活动的发展，思想内容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就这个意义，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先进文化不断创造之史。实践也证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创造中国的先进文化而不懈努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序幕。毛泽东同志1945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3]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讲话中也强调，中国共产党85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强调，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4]从理论形态来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就文化形态而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文化成果，属于中国的先进文化。实质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党的成立至井冈山道路开创初期前后，即1921年至1927年期间。“虽然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但直到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才从总体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井冈山道路也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5]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失误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交融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个时期由于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不足，不能够及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第二个阶段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村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期间。该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很大程度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以“革命”为主题的毛泽东思想，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论》、《矛盾论》、“实事求是”、 “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全民战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多层次的融合。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了蕴涵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等，都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融合。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之史，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弘扬，中国先进文化不断创造之史。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时限和范围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发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上，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取到了催化的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助推器。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生的共时性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是一个共生的统一过程。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共生、共长，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层面的理论依据：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就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这一历史过程就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7]毛泽东的上述论断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通过民族形式包括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是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语言表达方式、文化底蕴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现形式。看待中国实际也不能够与中国历史相割裂。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中国实际”是中国历史、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当下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等三个方面构成的总和。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历史之魂。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因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内在地蕴涵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的就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特征和中国面临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是造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而使得具有差异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共生、共融的前提又是彼此之间有“共同语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于两者之间的共通性。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头脑虚幻的结果，而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物，继承和总结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概括。就文化形态而言，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东西的基础上诞生的，属于世界先进文化的产物。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中囊括了工人阶级的实践经验、历史、哲学、经济、乃至自然科学等丰富的人类文化思想。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9]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它不包含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两者有着人类文化的共通性。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民族性的特殊问题，也面临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性问题。如改造自然、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实现人类的美好愿望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线、涵括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兵家文化、名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各种不同优秀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追求、风俗习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通性在儒家学说之中得到了较为典型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本思想、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方面。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实现现在转型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最根本的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本不同之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0]任何一种学说或思想体系，不是空洞的产物，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抽象出来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它置于一切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从恩格斯的这段经典性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启示：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思想是具体历史的产物，具有时代性。任何学说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无论儒家文化，还是道教文化，法家思想，抑或佛教文化等等，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不同文化表现形式而已，归根结底，都是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上生长出来的文化。与建立在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上的马克思主义或资本主义文化相比，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前者属于工业时代先进文化，后者属于封建时代的落后思想。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价值追求上一脉相承，但其根本区别仍然在于前者是科学，后者只能够是空想。儒家倡导的“大同”理想社会中一些原则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契合。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有“礼之用，和为贵”之说，孔子把礼作为治世的手段，把和作为治世的目的，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在价值追求上相契合。批判过儒学的陈独秀说：“儒家要求平分财富，限制土地所有权，是社会主义的先声。”[12]马克思也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3]但是，儒家倡导的“大同”等理念是建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只能够是空想，仅仅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存在，而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基本矛盾，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科学道路，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毛泽东曾经说过：“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也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4]能否找到实现目标的科学道路才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倡导的“大同”之间的根本区别。

综上所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近现代和当下的实际问题，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根本动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共生、共长，形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精髓的中国先进文化。其根本途径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找到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的深层次理论根据。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机制

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提出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掀起，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和论争的前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性的探寻，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宏伟事业的健康发展。积极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共生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机制的建构，进而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根据《现代汉语辞海》，“机制”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第二，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联系；第三，泛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机制展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由那些基本要素构成，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以及它们在这个共生体之中各种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及其运行规律等。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现代化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共生机制的几个基本“部件”。由这几个基本要素所彰显出来的内涵特性可以推导出共生机制的整体结构。

第一，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是共生的前提。从共生的基本要素组成来看，也只有深刻、准确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才谈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经验总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来说，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催生了传统文化跟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成功实现了现代转型。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具体要求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进一步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基本原理。第二，重视国学的研究，准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深入把握当前的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进行清醒的认识，主要是准确把握中国政治影响力和经济领导力的具体地位。

第二，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和积极借鉴世界先进文化成果是共生的助推器。虽然我们走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开创的是具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但是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蕴涵着现代化的普遍原理和可以为任何民族共享的资源。文化现代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亦是如此。不仅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起源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先进文化的再创造，是时代精华的结晶。而且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均充分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和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继续不仅要充分挖掘中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文化现代化提供“源头活水”，而且还要积极借鉴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历程中，必须把“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共生的实现提供驱动力。

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共生的目标。共生，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事物的良性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就是为了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是其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志。反之亦然。从更深层次来说，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把握好两者共生的目标，有利于我们在推进两者共生的历程中向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主体去寻找力量，吸取智慧。

第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共生的基本保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的内在要求。我国正值经济体制改革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之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和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巩固的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增长，思想理论领域的噪音时有出现之时。面对这种挑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不容可缓，也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时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提供基本保障。

第五，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共生的基本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途径，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以说，两者的共生、互动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一个有效方式。要坚持把“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很好地结合起来，判断和处理好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在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文化之时，充分吸收作为母体的传统文化和外来先进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与时俱进，努力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

追昔抚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为核心的中国先进文化。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标志。展望未来，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国共产党必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到来！

注释：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研究成果颇多。如，刘力波的博士论文：《文化视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知网博士文库（2007）；陈方刘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中国知网博士文库（2008）；曾长秋、刘勇的论文：《近11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综述》，《船山学刊》，2008年，第1期。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