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经历过一个在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深刻变革。而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充分体现出他对自由的向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及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他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萌芽时期。因此,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莱茵报;政治实践;影响。
一、《莱茵报》的背景
1841年10月,德国资产阶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反映他们的政治诉求,将原有的《莱茵总汇报》改版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并于1842年1月正式出版。古·赫夫铿是《莱茵报》的第一任主编,但是他的办报方针遭到了出版负责人的坚决反对,很快他就辞去了主编的职务。阿·鲁滕堡在接任主编后,由于他缺乏理论基础及领导能力,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支“柏林自由人”实际上控制了《莱茵报》的大部分版面,并把它变成了用来发泄不满情绪的“机关报”,导致报纸的销售业绩急剧下滑。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成为了《莱茵报》的第三位主编,他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办报方针,坚决反对由撰稿人领导编辑部,将“柏林自由人”的成员寄来了的大量稿件全部退回,虽然这种做法引来许多人的不满,但他也毫不妥协。自马克思主持《莱茵报》编辑工作后,不仅报纸的订户由855户上升至3402户,而且报纸的民主主义革命倾向日益显著。他坚持“为平民办报”的原则,使《莱茵报》成为民众表达思想和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思想阵地。马克思在《莱茵被》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彻底地揭露普鲁士的专制统治,并通过报纸引导民众关心政治和经济等问题,为民主主义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由于《莱茵报》关于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问题的激烈讨论,对普鲁士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普鲁士政府于1843年4月1日将《莱茵报》查封。
二、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
1842年2月至1843年10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三篇论战性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开始走向社会政治舞台。
(一)《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842年2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体现出他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普鲁士政府专制统治的抨击。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新的书报检查令的各项条款进行了逐一的驳斥,并深刻地阐明了寻求真理的重要性。首先,马克思对新的书报检查令所指出的必须用“规定的风格”、“指定的表情”、“强颜的欢笑”来写作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的,是专制的,完全剥夺了人们追求真理的自由。其次,新的书报检查令完全剥夺了出版人的自由意志,体现出普鲁士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马克思指出,即使新的书报检查令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但是谁又有判断和审查的所有学术观点是否正确的能力呢?然而,书报检查官是否有这样的才能去行使检查令是非常最令人怀疑的。众所周知,世界上根本没有万事皆通的全才,这样的书报检查令也只能由这些没有学术造诣的检查官们来执行。马克思认为,这些书报检查官们扼杀了人们对学术的追求和创造力。再次,新的书报检查令的实质是以软暴力和专制特权限制人的自由。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官是从主观角度出发来评判学术的好坏,导致书报检查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客观标准。然而,书报检查令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限制言论自由,维护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
(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1842年10月,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其主要内容是论证了物质利益、法律和国家的具体关系,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本性,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法律制度,首次研究了私有财产和无产者群众的境况等问题。当时,莱茵省议会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认为贫民捡拾枯树枝是盗窃林木所有者的财产的行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是议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借口。马克思认为如果法律将捡枯树枝都定为盗窃罪,那么这种法律就是一种可笑的谎言,而无辜的穷人则成了这种谎言的牺牲品。法律和国家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手段,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造成了社会个体之间不断地争斗,而国家就应该在这种社会关系下充当法官的角色,做出公正的判决,法律应是维护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分配的工具。虽然,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政府无视贫苦群众的生存状况及《林木盗窃法》的本质是维护林木所有者特权的工具,但他并没有对这种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
(三)《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1843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其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的最后一篇论文–《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摩塞尔地区的大部分农民以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为生,然而,莱茵省的政策、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不合理使摩塞尔地区的葡萄农变得异常贫困。马克思借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学说,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官僚社会的都是从主观角度出发来看待彼此的利益问题,导致市民社会和国家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统治阶级是真正掌握实权的阶级,市民阶级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所以,市民社会在这种对立中处于弱势。马克思将摩塞尔地区发生的周期性贫困归结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然而,统治阶级并没有认识到管理机制内在出现的问题才是造成这种周期性贫困的真正原因,即使政府采取措施的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惯性”冲突。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指出:“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三、《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对马克思的影响
(一)向经济学的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对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虽然他认为以他原有的法律知识来探讨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件“难事”,但是这也给了他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极大动力。1859年6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他在大学学习的时法律专业,但他只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学之后。他在担任《莱茵报》的主编时,第一次意识到对物质利益发表观点的是件难事,而莱茵省对林木盗窃案、摩塞尔地区的极度贫困、自由贸易等问题的辩论是促使他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动因。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着重探讨了农民的生存问题,维护了他们的经济权益,谴责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也对普鲁士政府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抨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应该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利益,但是普鲁士政府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却只保护林木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马克思也深刻地意识到单纯依靠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是不能完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问题,他认为哲学和法学也不能解决他心中的疑问,于是他通过不断地反思逐渐转向了对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指出,人们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容易忽视社会关系中的客观问题。他以客观的立场来解释和理解问题,认为人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应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加以区分。同时,他还突出强调了人的主观要符合客观,遵从客观规律。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及对国家、法律和物质利益的深入研究,为他以后研究经济学问题奠定基础。
(二)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意识到唯心主义思想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更不能将贫苦人民从水深火热的境况中解脱出来,通过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与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使他逐渐摆脱了原有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强烈反对国家法律偏向于少数资产阶级的行为,认为拥有特权的资本家对的穷苦大众的压迫是不人道的,是不公平的。他改变了原有对国家、社会和法律的认识,发现国家和法律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并且国家和法律并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于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法律问题对马克思的冲击,动摇了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唯心主义观念,使他逐步认识到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物质利益为中心发展的。同时,他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也深入地研究了国家制度、法律准则及物质利益问题,得出三者是一种客观关系,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结论,深化了马克思对客观世界的认识。1843年1月,马克思对林木盗窃案的整个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和研究,他不仅旁听法院对所有关于林木盗窃案件的审判,而且还走访了大部分案件的当事人,收集了大量有关此案的材料。7个月后,马克思又对摩塞尔地区的葡萄农的生存问题及政府对当地实施的政策进行了调查,搜集了相关的法令及大量的新闻材料。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是建立在对具体问题的调查和对事实完整的叙述上完成的。这些都体现出马克思以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具体的问题,表现出马克思由唯心主义思想向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
(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也无法使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和压迫,但他认为普鲁士现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不成熟的,其理论是不符合历史规律和客观现实的。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批判了统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对穷苦人民的压迫,为以捡拾树枝为生的穷人和陷入极度贫困的农民进行辩护,维护了穷苦大众的利益,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人人平等、追求人的自由及人类解放的思想。同时,他也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严重缺乏理论依据,是一种“空想”的理论观点,他说:“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批判,由维护贫苦人民的权益转变为关注对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开始研究无产者的社会物质利益问题,这些都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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