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论文】苏俄民间音乐的文化传播

摘要：苏俄民间音乐是在中苏友好往来、社会主义刚刚起步的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国的，并在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之间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两国文化往来日益频繁，方式日益丰富，苏俄民间音乐也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陆续传入中国，5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升温，两国的交流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也使当时传入中国的苏俄民间音乐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幼之间传唱——苏俄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外来音乐形式，其影响的广泛、程度的深入，在中国的音乐历史上也是并不常见的。

关键宇：民间音乐；苏俄民间音乐；中俄音乐交流；文化传播

　　十八世纪前，苏俄音乐大多以宗教音乐为主，十八世纪后，非宗教音乐才渐渐发展起来。人们对音乐的兴趣，引起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改作，这些民间音乐对后来俄罗斯音乐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下半叶，将作曲与演奏作为职业的艺人相继出现，七十年代时舞台上已有展现生活情景的歌剧表演。而在此时期民间音乐也在中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谓的苏俄民间音乐，包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创作的革命音乐、在二十世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后一些职业的词曲作家、音乐家等创作的适合于人民传唱的音乐等，在距今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苏俄民间音乐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自然的传唱，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中国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几种传播途径着手展开，浅析苏俄民间音乐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一、革命中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部分又中国前往苏联学习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和活动的前辈们,在苏俄民间音乐的传播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苏联的革命歌曲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播，革命歌曲是民间音乐的先锋开端，一声炮响后便蓬勃发展起来,所以早期传入中国的苏俄民间音乐,究其本质是当时的革命歌曲，这些革命歌曲由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带回国内，与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相适应，这种歌曲在当时的中国广泛传播十分符合我们的国情。

　　这些革命歌曲在中国共产党的管辖区域内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并没有专司音乐方面的人才来创作革命歌曲，大部分的音乐作品都是在旧曲子的基础上进行再改编和新作词的方法作成的。中国革命歌曲的曲调主要源于传统民歌，影响程度其次的就是由苏联传入的革命歌曲。《青年近卫军（俄文：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红军最强大（俄文：Белая армия,чёрный барон）》等都对中国革命歌曲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二、战争中的传播

　　二十世纪上叶中国战争接连，形势非常严峻。国共内战与抗日战争使处在战争状态下的群众神经紧绷、意志消沉。而革命歌曲，则是当时振奋人心和鼓舞士气的一剂良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我国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更大力度的促进了苏俄民间歌曲在中国的传播。二战爆发后，中苏两国作为阵营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相互交流沟通，因此由苏联传入的革命歌曲更能引发中国人民的强烈共鸣。

　　我国的许多革命歌曲都是由苏联革命歌曲进行中文填词改编而成，据薛范老师研究，“《共产儿童团歌》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留苏的中共干部根据苏联少先队队歌《燃烧吧，营火！蓝色的夜晚！（俄文：Взвейтесь кострами, синие ночи! )》改编的”，在战争年代，我国大量的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在传播音乐文化、苏联歌曲的翻译与中文填词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萧三、沙可夫、曹葆华、金紫光、朱子奇和李焕之等，他们将苏联革命歌曲翻译并重新配以中文歌词，获得了解放区人民的好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苏联传入的革命歌曲依然被中国人民传唱。

　　“同一时期，留在‘孤岛’上海的文艺家们也在译介苏联歌曲”如姜椿芳、吕骥译配的《祖国进行曲》和塞克译配的《快乐的人们》等。在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区域，如赵讽译配的《喀秋莎》、钱仁康译配的《神圣的战争》等苏联歌曲在中国广为流传。

　　苏联的革命歌曲创作成就震古烁今，尤其是苏德战争以来，艺术家们创作了了如《神圣的战争》、《海港之夜》等众多优秀的作品，这些歌曲传入中国后，也坚定了军队的战斗信念，鼓舞了群众的奋斗热情。在现代中国的部分战争题材影视剧中仍在使用这些歌曲。如被誉为“苏联卫国战争第一歌”的《神圣的战争》就在重新填词改编后作为电视剧《潜伏》的片尾曲)。

　　三、两国往来活动中的传播

　　中俄两国关系微妙复杂，在两国友好往来的时期，有大量的友好活动。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优秀歌曲通过通讯、新闻、出版物以及与会者传唱等方式传入中国。例如大家熟知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俄文：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就是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的歌曲。同年，由著名翻译家薛范译介。当时，他将获奖的五首歌曲均译成中文，但是只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传唱至今。

　　　通过各类艺术团体来华演出传播

　　1．苏俄访问演出

　　约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苏俄的艺术团体常到中国进行演出，1933年4月7日，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并在黄金大戏院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这种形式在五十年代中苏关系极为友好的那段时间更为常见。如苏联红旗歌舞团多次访华，而中方艺术家也曾与其探讨交流。苏联各文艺团体到中国演出时，有一部分就演出了苏俄民间歌曲，尤其常见的是合唱歌曲。在他们的演出中，有时也会演出一些中国歌曲，比如“1960·浙江·苏联艺术家表演团访问演出”中就有中国歌曲《渔光曲》以及苏联歌曲《莫斯科一北京》，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两国文化交流的情况。

　　2．中方演出

　　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也为俄苏群众歌曲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在其下属的刊物中，常见有苏俄歌曲，有时是词曲皆有，有时是仅有歌词。“1956年起，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苏友好协会经常在京、沪等地举办苏联音乐唱片欣赏会，每次都印发一些辅导欣赏的小册子，刊载了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译文，大多由陈绵翻译。”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苏联歌曲再一次频繁出现在人们眼前，例如“伏尔加之声”或是与其相仿的演出有许多场，特别是新世纪之后，随着“国家年”的活动，在中国有了更多出演俄苏群众歌曲的机会和平台，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传播俄苏歌曲了，而是重温往昔的回忆。

　　3．其他国家演出

　　除了中俄两国之外，也有他国曾来华演出苏俄民间歌曲，主要是同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波兰人民共和国军队歌舞团曾访华演出，除波兰音乐外，还演出了国际歌曲，包括穆拉杰里作曲的《友谊之歌》、《莫斯科一北京》、李斯托夫的《瓦夏，好瓦夏》等，他们也演出了中国歌曲，如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国民歌《翻身道情》等。

　　五、知识分子传播俄苏群众歌曲的重要贡献

　　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旅苏、旅俄进行学习、深造，他们对文化的交流起着很大的作用，有些歌曲就是经由这些留学生带回的。当然如果没有歌曲的出版发行的话，还是不能引起全国范围的影响的，但其作用仍不可忽略。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分别在年1995年、1999年编辑出版了两本《难忘的旋律》，1995年的版本还出版了磁带(上辑13首、下15首)，后又在2004年出版了内附722首歌曲名称和223首歌词的《难忘的旋律》，并且制作7MP3格式的碟片。一知识分子是传播俄苏群众歌曲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对革命的热忱、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崇高的理念和自身的品味都使得他们乐于接受并演唱俄苏群众歌曲，“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他们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传播了俄苏群众歌曲。

　　六、相关的杂志、书刊以及媒体传播

　　杂志、书刊和媒体在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上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将接受某种文化的受众群体尽可能地扩大，使得某种文化得以在各个阶层流播。俄苏群众歌曲的传播同样离不开这些媒介。

　　如薛范在《先驱和开拓——钱仁康教授在外国歌曲翻译介绍领域中的贡献》一文中说：30年代“苏商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也几乎每期推出一首苏联歌曲。从这一时期开始，外国歌曲的翻译开始注意与去掉的配合，力求配歌能唱。”《时代》杂志上的俄苏歌曲基本由林陵(姜椿芳)、白寒(陈冰夷)等人翻译。《苏中友好》杂志上也刊登了许多译介过来的俄苏群众歌曲，其中也有一些反应中苏人民友谊的歌曲，如1958年5月第22期上刊登的带五线谱伴奏的《我从没有到过中国》(马洛卓夫词，列别金斯基曲)、1958年8月第34期刊登的带有手风琴伴奏的《向中国人民致敬》(萨利尼科夫词、马萨利奇诺夫曲)等。随着此后不久中苏交恶，杂志上也就慢慢不再有俄苏歌曲出现，曲集、唱片等出版也停滞了。直至中苏回复友好邦交之后，俄苏歌曲才在中国继续出版、发行。

　　80年代末开始，许多人重新唱回苏联老歌，即使后来苏联已经不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存在。中国发行了更多的俄苏群众歌曲、俄苏民歌的乐谱、书籍、碟片。媒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传播力量：50年代的广播、80年代以后的电视以及90年代以后的互联网，都为俄苏群众歌曲的传播提供了帮助和保障。

　　俄苏歌曲——特别是俄苏群众歌曲——影响了中国两代甚至三代的人，它渗入到人民的生活，启发了歌曲的创作。直至今天，在苏联已经解体的社会环境下，苏俄人民已经很少演唱这些俄苏群众歌曲，但在中国仍然还在传唱，可见它们在中国影响之深。研究俄苏群众歌曲不仅因为这些歌曲丰富了人民的文艺生活，不仅因为这些歌曲承载了太多的回忆，也不仅因为这些歌曲是两国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见证，更重要的是“俄苏群众歌曲在中国的传播”是“俄苏群众歌曲在中国的影响”之必要的先期探索，对于认识中国群众歌曲的发展和创作有着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