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浅谈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文化转向

摘要：意识形态学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强调其“虚假学说”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双重内涵。从本质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它突破了单一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重新研究、发现、创造马克思主义，从文化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在各个历史阶段或解读或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转向

杨生平认为，“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都是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展开的，它们或解构或重建，试图从不同视角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完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1.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在“意识形态”（ideology）作为一个概念被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19世纪初创造出来不久,它就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颇有贬义的名词,常常成为政治攻讦的工具和目标。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意识形态在历次国家兴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政治经济变动史实际上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破产、重构、更新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内涵可以概括为：“虚假意识”和“观念上层建筑”。早期的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而认为，“意识形态就是“颠倒”主客体关系的一种“神话”和“空洞的假设”，但它却像“虚构的花朵”一样使人产生“浪漫的幻想”，对人具有“催眠”作用和宗教式的慰籍功能。因此，因颠倒而造成的虚幻性(而非虚假性)是其本质。” 他认为以往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错误反映，是唯心主义的。1854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创制了意识形态的德语词Ideologie，并使用了“观念上层建筑”这一概念，这标志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学说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和意识形态观形成的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发展的。在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把阶级的思想赋予普遍性的形式，用意识形态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地位。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软性工具，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活动做合法化辩护的话语体系。

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一般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以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标志，流行于德、意、法、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经历过一些变化，根据段忠桥，“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就不再用来仅指称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用来指称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学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由最初纯地域的理解—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西方国家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到强调思想内涵—突出它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向列宁主义政治体系挑战的哲学理论体系，再到近年指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西马在主题方面的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问题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都有着深刻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二十世纪20-4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时期，普遍认为其产生的标志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他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并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这个时期，卢卡奇等形成的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运内部只是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成为独立的社会思潮。2）二十世纪50-7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熟阶段，在此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作为回应，法兰克福学派迅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标志是社会批判；这个时期同时出现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3）上世纪8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多元化阶段。在此期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

3.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转向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例）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的观点，更多的被看做是社会批判工具，强调立足于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革命的胜利，这时期的意识形态学说有了一些文化转向的苗头。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延续早期西马文化革命论的基础之上，创新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更多的理论侧重在于对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阶级斗争的重心已经由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转变为文化心理统治。随着意识形态成为维系统治阶级地位和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消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批判立场和文化转向。

3.1 早期西马意识形态学说—卢卡奇“物化意识”、葛兰西“争夺文化领导权”

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方面强调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所扮演着阶级统治工具的角色，同时他们也指出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文化发展重要的载体，是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他们提出“社会张力和冲突焦点已经从单纯的经济统治扩展到人的生存意义、价值和根据所代表的文化层面”。

在卢卡奇看来，尽管商品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但是，直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商品交换形式才处于支配地位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物化现象。所谓物化，主要是指“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换言之，就是指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成果或人的造物变成了某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力量。物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它是发达工业社会所有人的普遍命运。也就是说，不仅这个世界是陌生的、不可控制的，就连主体本身、人本身也变成陌生的、不属于自己的商品。“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在这个世界上，包括人的关系在内的一切都被物化了，并形成了物化意识。所谓物化意识，就是指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物化意识作为物化普遍化的最直接的后果，支配着所有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就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破除麻木虚幻的物化意识。

卢卡奇指出，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经济、政治上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觉悟程度就成为决定革命的关键性因素。所以，以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自我教育为内容的意识革命，在无产阶级总体革命中就处于核心地位。

葛兰西在考虑无产阶级夺取国家领导权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广义国家概念（以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狭义国家概念），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具有两个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所说的‘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采取的是暴力形式；而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等构成，以意识形态或舆论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即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而且还要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他甚至认为，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有着一套成熟的自我调节和维护的统治机制，使得无产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屡遭挫折，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在市民社会的各个环节中逐步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然后才有可能在适当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葛兰西看到”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不同步性，即在一个阶级控制着政治霸权时，文化领导权可能并不在它的手里；另一方面，当一个阶级试图获得政治霸权前，它必须先获得文化领导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不同步，洞开了一种历史可能性，即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完全可以依靠其文化优势，控制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为随后的革命创造条件。只有这样，革命才能获得道义性和合法性，也才能够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完成本来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才能完成的社会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