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浅谈“比较历史”下的可贵之处

摘要：学界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可称为政治生态。北朝鲜的政治生态还处于野蛮状态，甚至倒退。中国已从“阴谋政治”进入到“制度运作”的文明状态，但与发达国家比，还缺少一致的价值观，特别是特权观念破坏了和谐，如“薄案”、“两桶油”事件等就是受特权之害，中国的政治生态再往前走必须取消特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增加权力运作的透明度。

关键词：历史 制度

　　在读一本杂志的时候，我在边上批注了上面那段话。其实顾准此人就是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写下了很多历史笔记，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顾准，我国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凭借敏锐的洞察力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由于思想进步，作风刚直，在文革那个禁锢意识的年代被打成“右派”，或许正是在磨难的处境之中，才造就了这么有深度的思想家。他是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在风暴中坚持读史；样样东西都学会自己去判断。当代吴敬琏、柴静、易中天、袁伟时等对其深为赞誉！这位“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所留下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身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茫然无知，固然是一种不能忍受的难堪羞辱；可是，如果对于西方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也就难以作历史的现实的比较，从而也难培养出一种鉴别能力。研究历史，无非是寻找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未来”[1].P155

　　吾观顾准遗照，此生面相清秀、意志深沉、性格刚毅、文气勃发，实乃学界不可多得之大家，无奈天妒英才，顾准在写完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之后就溘然长逝，令同志长叹惋惜！思人睹物，《顾准读史笔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外国史部分—希腊城邦制度，主要介绍了希腊远古存在的神授王权到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这段历史及评价；中国史部分主要介绍了上古至近代的历史题点和比较看法。其中运用了中外对比、年代界定、学者考证、逻辑审查等手法，眼光深邃，见解独特。

　　下面究其闪光点介绍一二，予以分享。顾准认为“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2]P6 这一观点对读者和研究者的启发很大，论起希腊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我国春秋以前的诸多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征伐不断，然而自有史以来，就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神授”政治权威，或周天子、或殷商王等。中国古代始终都有一个封建核心，而希腊后来才有这个传统核心，所以最初建立在没有权威传统的基础上所催生的文化沿革，直接奠定了政治学中民主氛围的诞生基础。并且希腊的“神”和中国的还不一样，希腊的神是一些神人同形的形象，他们的神有七情六欲、悲欢离合，神还与人结合，生下来的后裔就是英雄传说中的英雄们，并且似人非人的具有健壮的肌肉和征服大陆的超能力。这样，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传说中的人扭和在一起，使得史诗的历史价值显得更为可疑，所以课堂上老师再拿《荷马史诗》说事，那么说服力便大大下降。唯有考古的发现，才使一向被看作不可凭信的英雄传说，提升到头等重要的史料地位。

　　其次是后来希腊王权的消失，“我们中国人熟悉我们几千年的皇朝政治，我们从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王权要经过怎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震荡才最后消灭。当我们读希腊史的时候，对于他们远古的王权怎么会“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这种和平消失的过程，放在海外城邦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就不是什么怪事—希腊本土诸邦王权的消失，原来是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一种时代风尚。

　　数百年来，统一的阿提卡的最高统治权，是属于雅典的巴西琉斯的，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的王权绝迹了。据传说，雅典最后一个巴西琉斯是科德罗斯。王权消灭之后，雅典的首脑便是从“贵族后裔”选出来的执政者，即所谓的“执政官” 。初时的执政官被称为“九人团”，这使我想起了当代民主政治视角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征程也依然经历了“人神共治”–“封建分治”–“皇权专制”–“伟人政治”–“强人政治”–“后强人政治”–“常人政治”的转变与进化，但中国的政治依然保留了集权的传统，不过未来的“常人政治”将带领中国走进前所未有的民主光明时代。

　　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开始于梭伦立法，梭伦立法为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雅典准备了条件。当经济基础和时代潮流决定历史演变趋势的时候，贵族分子有的出于个人的信念，有的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为民主斗士。这是一种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梭伦便具有伟大的人格，这种人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却不多见，梭伦至始至终都没有去做“僭主”，以至于为希腊后人万古敬仰。

　　通过中西方的对比，我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带有虚伪的成分，很多人“宁为其实，不冠其名”，以至于产生了很多“合法僭主”后，却不敢于去承认和面对。从战国时代的“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再到崛起于草莽的汉王刘邦。然而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历史上谋取皇位时虽有“杀君弑父”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出现“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还是欺凌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 他们有着“胜者为王”的高傲姿态，但是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僭主”。随着现在文明的进步，我们的国人开始出现了“疑古情绪”，这也是当下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和互联网上“疑古气氛”盛行的原因所在。过去的历史今人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却可以去发掘历史的深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历史“正名”。

　　同时，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总会被历史上所出现的“太平盛世”所感召，向往和平与财富，这是一种积极的“历史观”，但是要明白阶级斗争条件下，封建商业的兴盛是带有附加的政治条件的。西方古代历史上商业的发展是殖民、开拓的原动力，而我国古代历史上商业的发展却是为政治服务的。如汉武帝在位期间重用桑弘羊，利用商人阶级集中财富和拓展市场，给帝国政治和版图的开拓准备了条件。至于桑弘羊，也则是把商人阶级所发展出来的集中财富的“盐铁论”贡献给了汉武帝，借商人阶级与政治利益中惟妙惟肖的关系，爬上了专制主义顶峰的一个臣民而已。古代西方与中国还有一个不同的是，古代西方国家，是商人阶级、商业城邦和一个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整个乡村服从城市，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轨道，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顺理成章进入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不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历史因素。因为中国的经济虽有富民经邦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一面是为了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与稳定。

顾准还认为“曾经的五代十国的吴越王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可以脱离中央皇权而自立。如果真的长期自立下去，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许真的可以形成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然而这样一个地方发展的太晚。既然盛唐时已经是以东南之财，养西北之兵，这个地方就无法脱离中央帝国而求得独立生存，推及到闽粤也是如此”。[3]P204 谈及这些，不是宣扬分化主义，而是要懂得中国历史局面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及其长处，要懂得历史上东西部差距的存在，从而明白我们民族所背负的历史包袱是何等沉重？要懂得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道路还很长！或许正如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此水此山此地。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举国上下将朝着早日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虽然有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号召，但是中国的文化依然发展缓慢，两千年来中国的停滞，意识形态上的根源流毒，实在可以追溯到商鞅、韩非，他们在曾经的年代里叱咤风云，但是殊不知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家们不健全的制度设计为后来现代的中国遗留了封建文化的传统和枷锁。有着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幸福的，但是历史有时候可以成为包袱，中国人一味的炫耀过去，留恋曾经的辉煌，而不很好的正视历史并思考未来，这是很自恋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可悲与意淫。“韩非的学说，其实是腐化统治者的学说，是窒息创造的学说，是崇尚黑暗的学说。他的学说的黑暗面，发扬的十分彻底–专制主义的重压，把中国窒息了两千年。事实上，中国历史是法家和儒家分工合作，法家拘束行为，儒家统一思想，造成了千年来的死寂沉沉。两千年来，中国的停滞就是韩非主义加儒家渲染的历史后果，真是值得警醒。”[4]P350 众所周知，贤治，千年乱而一世治；势治，千世治而一世乱。所以我们应崇尚贤才治理国家，值得庆幸的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贤治”时代。因为天下大患，在于有智意之人沉溺于私欲，利用智慧来扩张其贪得无厌的物质生活，于是就产生了劣等文化和物欲心态，真是毒害社会不浅。而贤才之人，崇尚正义和博大仁德，把自己的治国理念建立在天下万民之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种心态，天下何愁不治？审视现在中国的改革和新政，正是抱着还利于民的目的，整合社会资源，放手发动群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真为生在这个时代而感到庆幸，可谓：“政清风高”。